高贵的真正表现，在于美好的仁慈。

——莎士比亚

噢，兄弟，你的步履是如此蹒跚。

可怜的姐妹，正义离你如此遥远。

在生命和活力造就以前，

它来了，

伸手替你背起行囊。

——《生命赋》

人们放弃对暴力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把暴力当作支配、教导和培养他人的手段。暴力，显而易见，浸透了一切因果关系。它不问青红皂白，随意率性处理事情。它是野蛮人的普遍逻辑，在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人，就是那些拳头最重、两肋插刀的朋友。即使在文明国家，人们对暴力信仰的放弃也非常缓慢。直至最近，那些偶然闹翻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竟然不惜以决斗来结束他们的争吵。政府也毫不例外，也把它们关于国土或国际地位的争端诉诸军事行为。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信仰暴力效果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历史上的光荣、荣耀，以及一切响亮的名字，无不与战争融为一体。如果放弃暴力行为，我们几乎不能想象社会结构还能组织起来。爱、仁义、公正，全得依靠它而存在。可是，暴力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值得怀疑。暴力往往会招致更大的抵抗，因而得不偿失。人们一旦被暴力压制住，就会滋生抵触情绪，时不时以凶残、憎恨、邪恶、犯罪等方式爆发出来。实际上，这就是暴力政策在一切国家、任何时候所产生的结果。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部暴力的失败史。

我们是否变得聪明些了呢？我们是否已明白，如果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必须求助于一种更伟大、更仁慈的力量——善的力量！这种对待人的方式，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抵触或抗议，也从来不会使人变坏，相反，只有变好。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它的影响下，任何人都会受到激励和教养。它充满了对人的信任，如果没有这种对人善良本性的信任，什么办法都不能激励一个人。友善是人之本性的写照——它消除反抗，抚平愤怒情绪，溶化铁石心肠。它能够战胜邪恶，使美好更上一层楼。即使扩大到国家的原则，这同样适用。它曾经消弭了部落之间、省份之间的敌意。假如让它自由发展，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停止。也许这种想法现在是一种乌托邦，但将来，人们会把战争看成犯罪，一种可怕的罪行。

“爱，”爱默森说，“将赋予这个可怕的旧世界一张新面孔。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彼此以陌生的敌人面目出现，仿佛在黑暗世界沉沦许久。爱逐渐温暖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清晰地目睹政治家毫无结果的外交活动、无能为力的军队和防线，是如此之快地被这个手无寸铁的孩童所取代。爱能够渗透任何角落，以一种无法觉察的方式——它的支点，它的杠杆，它的力量——成为暴力永远完成不了的事业终结者。我想，你会注意到，在晚秋早晨的森林中，那些可怜的蘑菇，没有任何依靠，看上去不过一块软团，却通过自己坚强的、勇敢的、不可思议的钻劲，设法从严寒的地面破土而出，在头顶留下一个坚硬的外壳！这就是爱之力的象征。可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的利益世界，早对这种美德丧失了兴趣，甚至遗忘得一干二净。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光辉的时刻，事实上，不止一人做过尝试，且取得了福音般的成功。时至今日，我们这个伟大的、过分庞大的、死去了的基督教界，至少仍然保持着它那‘人类的爱者’的名称。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是爱者，所有的灾难都会在阳光的普照下冰消雪融。”

久远的时光中，暴力原则被我们用来对付那些疯子、罪犯、船工奴隶和麻风病人。疯子被铐住锁在牢房里，像一头猛兽。麻风病人被赶出镇子，住在某个远离人烟的偏僻之处——虽然他们也是人。船工奴隶在鞭笞下拼命摇橹，直至在痛苦中筋疲力尽。罪犯们拥挤在一起，不管年龄和性别，直到欧洲监狱成为人间地狱。大约400年前，罪犯们被送给佛罗伦萨和比萨的外科医生做活体解剖。现在，他们的位置才被不会言语的动物所代替。

圣文森特·保罗是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慈善者，他是一位兰格多克农民的儿子。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替他交大学学费，连铁犁都卖掉了。马赛城的一位朋友遗赠给他一小笔财产，他于是坐船到那儿去接收。在回国的路上，他乘坐的船在一阵激战后被3名非洲海盗劫掠。激战中，圣文森特负了严重的箭伤。海盗把船员和旅客锁在一起，圣文森特也在其中。他被带到突尼斯，成了一名船工奴隶。由于受不了海上的艰苦，总是生病，他被卖给了一位摩尔医生。一年不到，主人死了，他于是又被卖给一位农民，一位奈斯的土著。圣文森特使他的主人改信了基督教，于是决心一起逃亡。他们把一张小筏放到海里，登上了法国南部爱格莫提斯的土地。

不久，圣文森特在罗马加入了一个兄弟会，其职责是在医院里护理病人。接着他去了巴黎继续这一工作。后来，他成了船务巡视员坎特·乔吉尼的家庭教师。在那儿，这位年轻的牧师目睹了可怕的场面——人们被链子锁在船桨上，像非洲奴隶般拼命摇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帮助这些人的工作中去，这种热情由此深深感动了国王路易三世，在听了他的所作所为之后，国王任命他担任船务施赈官。一次，他为了救一位可怜的流浪者，以自己交换了这位流浪者的自由。于是圣文森特戴上了他的镣铐，替他服满剩下的刑期。在犯人社会生活一段时间后，圣文森特获救，然而镣铐在他身上造成的伤痕，一辈子都无法弥合。他被重新安排在原来的位置，继续以一种神圣的热情忘我工作。最终，他赢得了许多罪犯的忏悔，通过坚韧的努力，改善了犯人和船工奴隶的境遇。

他的后半生非常有名。回到巴黎后，他建立了“慈善姐妹会”的规章制度，从而开创了妇女慈善和福利事业的全新局面。这些“慈善姐妹会”的成员来自法国及其以外的地区，是每一件慈善任务——诸如护理病人、教育青少年、照顾孤儿等——的主要工作者，而且几乎非常出色地完成每一件工作。出于曾被囚禁的经历，他转而致力于为赎回那些非洲俘虏而募捐。就这样，他拯救了不少于1200个奴隶。1816年，海盗被英法联合舰队彻底消灭，他们在阿尔及尔的老巢也被捣毁。

在凯维利城堡（注：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我们听说了地狱和镣铐，但又有多少不幸和残忍的故事被诉诸现代的法庭呢？翻开我们大城市的贫困记录，你又该会多么同意杰勒米·泰勒所说的：“这是一种近似于野蛮残酷的无情，与耶稣的仁慈，相距何止千里之遥！”

约翰·霍华德的仁慈心肠，在一次表面上出于偶然的个人灾难中，首先被用来改善囚犯的境遇。他坐船去葡萄牙，因为这时里斯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次强烈的地震袭击了该地，到处都是废墟，正是仁慈心充分表现的好时候。航行不久，一伙法国海盗劫掠了他所乘坐的船只。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48小时没吃没喝。在布勒斯特上岸后，他和其他俘虏被关在一座肮脏的、地狱般的堡垒中，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食物。最后，海盗们向牢房里投进了一大块羊肉，这些不幸的人拼命把羊肉撕成碎片，然后像猛兽般啃咬。整整一周的时间，囚犯们都受到了同样残酷的对待。他们被迫睡在这座可怕地狱的潮湿地板上，除了稻草，没有任何可以遮盖的东西。

霍华德被释放后回到了英国，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拯救囚犯的工作。他成功地使许多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获得了自由，并与大陆监狱和堡垒中的英国囚犯取得了联系。他发现，巨大的、甚至比他自己遭遇更可怕的苦难，乃是俘虏的平常境况。

不久，他担任了贝佛德州的最高长官，任期内，他把注意力转移到英国监狱的状况。在当时的英国，州长一职不过是一个虚名，只能带来微弱的声势和空虚的炫耀。然而，在霍华德手里，这种境况有所改观。得到一个职务，就意味着能激起他完成职责的雄心。他坐在法庭里，认真地聆听着审判的每一个步骤。当审判一结束，他就跑去视察关押罪犯的监狱。这里对待犯罪分子的可耻的、野蛮的方式，他再熟悉不过了。暴露在他眼前的监狱里的景象，决定了他未来的生存使命。

英国监狱，正如其他国家的一样，正处于一种可怕的状况。囚犯既没有被隔离，也没有被区分。相对纯洁的罪犯和极端可恶的罪犯，被一视同仁。于是，这种普通堡垒就成了犯罪的温床。迫于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的人，发现自己与强盗和杀人犯同属一个阵营；债务犯和伪造假币的人，罪行轻微的小偷和杀人凶手，不诚实的女孩儿和妓女，都被混同在一起。誓言、诅咒、谩骂，风行于牢狱中，宗教信仰却无处可寻。魔鬼四处纵横，邪恶就是至尊。对于监狱这种对待囚犯的状况，霍华德简单地谈了自己的印象：“一些被法官宣判为无罪的人，一些没有被盛气凌人的法官找到犯罪证据的人，一些被证明检举无效的人，被关了数月之后，重新被拉回监狱中，一直锁到他拿出酬金给监狱看守、立法会议成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之后，才能获得自由。”他同样提到了那些“铁石心肠的债权人”，他们有时会威胁债务人说，不还债就得“在监狱中消耗掉”，而且他们往往说一不二。实际上，人们在监狱中确实会消耗掉——在污秽和瘴气中倒下、烂掉。霍华德估计，有无数的活人在恐惧中倒下了，也有如此之多的人成了寒冷、潮湿、病患和饥饿的牺牲品。

监狱看守的工资并非由公众支付，而是来自于那些被迫支付的弱者。霍华德恳求立法会议，要求政府提供看守的工资，立法会议则要求提供先例。他答应了，从而跨上马背，走遍各州去寻找先例。然而在访遍远近各州的监狱后，他就是找不到一个能给看守提供工资的先例。所看到的，只是普遍存在于囚犯中的悲惨与不幸。这更加坚定了他致力于改善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监狱状况的决心。

在古鲁瑟斯特，他发现了一座情况最为糟糕的古堡。这座古堡现在被用作监狱。所有的囚犯，男男女女，都住在一个大庭院里。债务犯的牢房连窗户都没有。重罪犯的牢房黑咕隆咚，成天紧闭。热病流行于监狱中，并夺去无数囚犯的生命。看守们没有工资。债务犯没有食物供给。在教会中心爱利城，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为了防止犯人逃亡，看守给他们戴上沉重的脚镣。他们身上到处都是铁条，脖子上则紧箍着一根布满钉子的铁圈套。在诺维奇，牢房被建在地下，囚犯们唯一的福利，只是每年仅值1畿尼的稻草。监狱看守不仅没有工资，而且每年还得为他的工作支付给副州长40英镑的贡赋！逼得他只好通过欺诈勒索来获得收入。

高尚的使命激励着霍华德不停地在全国各地奔走，改善囚犯境遇的念头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挥发了他的全部热情。艰辛、险恶，甚至身体的疼痛，都无法使他与他那伟大的生活理想分开。他从英格兰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向人们展示不列颠牢房的丑恶嘴脸。许多次，他使那些因微小债务而身陷囹圄的人，以及被证明完全无罪的人获得了自由。对于他的调查结果，众议院决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评估事情的真实状况。他站在委员会面前，搬来了一大堆材料，慷慨陈词。在评估过程中，一名委员惊讶于他的材料如此之长之详细，询问他是拿谁的钱去旅游的。霍华德泣不成声，好久之后才能回答他的问题。

立法会在他作证的最后，终于向他表示了感谢。他们按照霍华德所提出的办法，在1774年——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工作——通过了法案。法案规定：取消一切贡赋，给看守发工资，立刻释放所有被判无罪的囚犯。法案同时规定，所有的监狱都要清扫、粉刷，保持良好的通风，设立医务室为囚犯治疗。当法案获得通过的时候，霍华德正躺在病床上，可是一旦他从忘我的工作所导致的疾病和疲乏中恢复过来，他就立刻起床，重新视察各个监狱，以便评估法案的执行情况。

视察完英格兰之后，霍华德继续到苏格兰、爱尔兰这些地区调查监狱状况。这些监狱的状况同样可怕。于是他公布了调查结果，并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接着他赶到欧洲大陆。在巴黎，巴士底狱的大门没有向他开放，法国其他监狱的状况，与英格兰相比虽然要好些，但也是足够糟糕。然而，当有人发现他正在设法调查巴士底狱时，一道囚禁他的命令发布了，幸好他及时脱逃。为了惩罚自己，霍华德翻译发表了一份英国监狱的记录，这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成的刚刚出版的著作。

霍华德继续漫游到比利时、荷兰和德国。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详细地做笔记，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材料——这无疑是无数次辛勤劳动的结果。回到英国，看到囚犯改造工作已经启动之后，他肩负着同样的爱的使命，来到了瑞士。在那儿，他发现了科学的监狱制度：囚犯们被劳动改造，这不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且减轻了征收来用以维持监狱运转的赋税。

通过3年不知疲倦的工作（在这期间，他行程3万多里），霍华德以“监狱状况”为书名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该书取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他再一次被众议院请去，询问监狱改造的进一步准则。他主张用劳教所代替监狱，这是他在阿姆斯特丹发现的，并认为是一种好模式。

于是他再一次继续旅行，以便评估这种工作方法的效用。他从荷兰来到普鲁士，沿途穿过西里西亚，通过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交战的前线。在维也纳度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到意大利。在罗马，他要求进入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但是，正如在法国的巴士底狱一样，他被拒之门外。当然，意大利其他的监狱都向他敞开了大门。然后他经过法国回到家里。这一次，他一共走过了4600公里行程。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被监禁者的祝福，不管足迹行到哪里，都会伴随着他。他给人以仁慈的慷慨，更有甚者，他打开了所有国家宽容和仁慈的心扉，让它们懂得了监狱改造的重要性。

他丝毫未曾懈怠。回国后，他重新视察了大不列颠的监狱，行程达到近7000公里。他发现自己以前的努力现在开始结出了硕果：过去的公然虐待，现在不见了；监狱较过去清洁、健康，而且更加有秩序。接着他又一次跑到国外去扩大自己的见识。鉴于以前已经参观了欧洲南部国家的监狱，这一次他决心访问俄国。他只身步行到达圣彼得堡。警察发现了他，邀请他去宫廷访问凯瑟琳皇后。他礼貌地告诉皇后，他来到俄国，是想参观关押囚犯的地牢和穷人的住所，而不是国王和皇后的朝廷内宫。

他鼓起勇气跑去观看鞭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带到刑场。男人被抽打了60下，而女人则被抽打了25下。“我看到那个女人，”霍华德说，“几天后仍然虚弱至极，但那个男人则再也见不到了。”为了弄清那个男人的情况，霍华德决心访问执刑者。“一个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抽打致死吗？”他问。“能！”“要多短的时间呢？”“一天或两天。”“你是否曾经这样抽打过？”“是的。”“最近呢？”“嗯！最近经过我手中的皮鞭抽打过的那个男人，就死了。”“你是怎么把他打死的？”“在他的两肋抽打一两下，就会撕下大块大块的肉。”“你是否曾经接到过如此抽打罪犯的命令？”“是的！”就这样，俄国吹嘘自己已在全国取消了死刑的谎言就被彻底戳穿了。

他在莫斯科写道：“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有不少于7万名新兵死在俄国的医院里。”现在，霍华德已是一位权威人物，他所说的话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因而，这种可怕的事实在我们心中激起的，除了对战争和专制的憎恶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了。从俄国回来，他取道波兰、普鲁士、汉诺威，以及奥地利的荷兰人区。1783年，他怀着同一目的游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回来后，他发表了这次游历的成果，作为他的伟大著作的第二份附录。

自从霍华德投身于他孜孜以求的工作以来，12年过去了。他访遍了欧洲大小城镇的监狱，走过了42000公里以上的行程。为了拯救囚犯、病人和无助者，他足足花掉了3万英镑之多！然而，他的工作并没有终止。他决心访问那些传染病流行的国家，如果可能的话，以便找到治疗这种可怕疾病的药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横穿法国，到达马赛。

1785年9月，他出发前往巴黎。法国人想起了他在巴士底发表的小册子，于是禁止他登上开往法国的船只。他化装进入巴黎。就在到达的同一天晚上，他被警察从床上叫了起来。他急中生智，把警察挡在门外几分钟，然后起来穿衣，从房子里跑掉了，启程赶往马赛。在那里，他获准进入传染病医院，得到了一些资料。

他坐船赶往流行病肆虐的斯麦纳。从那儿，这位坚定的仁者搭上了一艘开往阿瑞阿提克的已被传染病感染的船只，希望能够被送到最严厉的隔离所。他得了热病，在隔离所躺了40天——忍受了恐惧、无助和悲哀中的孤独，最终康复。回到英国后，他来到自己的寓所，给那些贫苦的邻居们一些帮助，然后又像父亲离开自己的孩子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那些卑贱的朋友们。

在最后一次的行程中，他打算扩大自己对流行病问题的调查。1789年，他到过荷兰、德国之后，打算前往土耳其、埃及和巴比伦。但他只能到达俄国鞑靼人居住的科森了。在那儿，与往常一样，他访问了当地的囚犯，结果染上了监狱的热病。在孤独无依的异国他乡，他病倒了，死去了。这一年，他才50岁。弥留之际，他嘱托身边的人希望被葬在达菲尼的墓地里。“让我平静地躺在地下，在我的坟头放一个日晷，然后让人们忘记我。”

然而，高尚的霍华德一天也不会被人类所忘记。他是可怜人的救星，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想到的，只是那些没有他就会孤独无依的人。有生之年，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成就并没有随着他的故去而消失，反而继续影响着不仅是英国，而且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直至今日。

伯克是这样描述他的：“他访遍了整个欧洲，一头扎进地牢里。他深入医院，与传染病搏斗。他探查不幸和痛苦的大厦，测量悲哀、沮丧和耻辱的深度；他记着被遗忘者，照顾被忽视者，问候孤独的人；在所有的国家，他比较和收集了一切人的痛苦。他的计划是创造性的，充满了天才成分，正如它充满了仁慈。它是一次发现历程，一次仁慈心的漫游。在每一个国家，人们已都能多多少少感到他的辛劳所带来的收成。”

从霍华德那时以来，囚犯的待遇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首先得感谢那些志在推进他们境遇的仁慈者，例如撒拉·马丁、福瑞夫人，以及其他的好心人。西尼·史密斯曾经提到，有一次，他要求福瑞夫人允许他伴随她进入“新世界”，因为他被里面的场景深深感动了，以至于像个孩子般大哭。在一次布道时，他谈及这一主题说：“现在，镇子里出现了一片新的场景，我将不惴浅陋地称之为人类所能见到的最庄严、最仁慈、最感人的场景。看一看那位活动在不幸的囚犯当中的高贵女人；看一看那些急切呼唤上帝的人，是怎样被她的声音所安慰，因她的看护而再生。他们团聚在她的身边，把她看作唯一爱他们、教育他们、关心他们，或向他们谈论上帝的人。这一场景，足以使世上所有的盛大场面黯然失色。它告诉他们，生命是短促的，匆匆而过，我们必须以某种善良的行为去面对上帝。现在，已经到了像这位受人祝福的女人那样去施舍、去祈祷、去抚慰、去行动，像我们的天堂救星耶稣那样去活在罪犯中、活在伤心人中、活在病人中，在最深最黑暗的不幸生活中工作的时候了。”福瑞夫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她那坚韧的努力。她引发了对监狱状况，特别是对女囚犯待遇的彻底改革。大法官在1818年参观“新世界”之后，向“旧堡垒”（注：指旧时的宫廷）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如果把她所采用的管理原则像应用于女人那样应用于男人，这些原则就会成为把监狱变成改造所的手段。罪犯将不再带着邪恶和堕落回到世界，他们将会忏悔，也许会成为社会的有用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