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族陈家·

一门五杰，人文渊源好传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一间坐落在草地上的红砖瓦房格外引人注目。它没有礼堂壮观，也没有行政楼高大，甚至连某个院系的实验楼都要比它多上两三层。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小两层的房子，却是中山大学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因为那位曾在这里居住并讲学的老师，正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说不清楚他写过多少手稿，也记不清楚他研究的历史有多少故事，这个被称为“三百年来只一个”的国学大师在那个新旧文化剧烈碰撞、人心惶惶的年代里，用自己恬静的品质和独立的精神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大观园。

有人说，读懂了陈寅恪便读懂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而陈寅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核心。这一章，我们将从这个最突出的特质入手、从陈寅恪先生开始去了解这个在人文史上赫赫有名的陈氏家族。

作为民国时代与王国维、陈垣等人并存的“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陈寅恪对学术的研究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单维度的领域。他是文学家，更是历史学家，他能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撰写的文献资料，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多个领域的历史研究和文化考察。在隋唐的历史里，他透过新乐府看出文学纪元的更迭；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文里，他能读出“竹林七贤”的别样味道；在明清的朝代更迭里，他能剖析出民族大义最不为人知的所在。

熟悉陈寅恪的人都为他一生执着的“独立”“自由”所折服，然而，鲜有人知道，他的这份精神并非自我萌生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祖辈们以身作则的教诲。他的父亲陈三立在隐退山林之前就曾追随祖父陈宝箴参与戊戌变法，并被人尊称为“维新四公子”。尽管最终失败了，但这份精神却铭刻在陈三立的心中，并延续给了他的孩子们。所以，生于光绪年间的陈寅恪，虽然也是从四书五经的私塾完成学术启蒙，但父亲却毫不犹豫地将他送出国门游历，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地游历归来的陈寅恪，眼界和视野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能突破当时的思想束缚，提出自己的研究理念，与父亲陈三立对他学业的精心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寅恪的研究不是天方夜谭的想象，也不是痴人说梦的假设，他的观点总是超越常人的想象，但说起来却头头是道、句句在理，连最顽固的老学究都无法找到辩驳的漏洞。讲起来，陈寅恪的这些做法还颇有些革命家的风范。

除此之外，在文字工具的掌握上陈寅恪也将此精神贯穿其中。传统的历史研究里，国文撰写的文献记载通常都是唯一的论证资料，大多数学者习惯在其中求证历史，但却忽略了其他民族和国家对同一事件的看法。

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期间，陈寅恪了解到西方历史学领域有一个被称为语言考证的学派，陈寅恪利用自己熟练掌握的十几门外语，娴熟地穿梭于各种外文资料中，将他们的作风吸纳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剖析，打破了长久以来“就史论史”的单维度研究习惯。这种研究在当时是极具创造性的。

历史不是单面的，历史人物组成的社会自然也不是单面的。为了能将历史考证变得立体起来，陈寅恪运用“史诗互证”的方法，将文学和史学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历史和文学看似毫无瓜葛，但陈寅恪却能自由地徜徉于两大学科之间，不拘泥于某个单独的领域不敢向前，也不会困在某个角落不敢迈步，他自在地漫步其中，一种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形成于这一时期。

思想的自由是父亲陈三立赋予陈寅恪宝贵的财富。陈寅恪还是个学童时，父亲陈三立就不要求他应科考、求功名，而是要求他博闻强识、学而有成，因此，陈寅恪并没有参加乡试这般的科举考试，而是在十三岁时便出了国，辗转游历多国后才归国。父亲的这个主张让他跳出了文凭的条条框框，自由地学习各种喜欢而有趣的知识。在哈佛学习时，他曾是著名的“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却并没有在那里获得一张文凭。在他看来，学要能够致用，他在一个著名学府里听遍了所有课程，觉得知识储备足够让他走出校门时，他便离开到另一处重新开始学习的历程，就算这里的学位证书唾手可得，他也不会因为一张证书而停下求学的脚步。用今天的眼光看陈寅恪的经历，他的“任性”似乎有些可笑，但如此率真随性的性格却让他博览全书，而他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活字典”，最终成了文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家。

做历史研究的人从来都对“史德”有着执着的追求。这种贯穿于行业中的职业道德，其实更多的是对研究者自身品行的要求。面对宗教学、藏学和突厥学的广袤领域，陈寅恪从来不畅所欲言，更不妄下结论。他悉心地将所有的材料归拢到一处，然后用耐心和执着在其中探寻可能的线索。

枯燥在所难免，无果也顺理成章，但他却硬是用自己的倔强和对历史的喜爱在繁杂的史料中得到了看似不可能的研究结论。蒙古源自何处、李唐家族的兴衰、府兵制从何而来这些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在陈寅恪的研究下终于以惊世骇俗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自成一家的学说招来质疑，他却依旧据理坚持，从不退让。

作为彰显自身能力的表现，学者们习惯性地用专业却拗口的术语对自己的研究进行阐述，但陈寅恪却从来不这样做。他崇尚平民化的诗歌，更对语言的通俗易懂有着自己的追求。他不愿把自己的知识锁在自己的脑袋里，更不愿让它们成为晦涩难懂的枯燥理论。正因为如此，陈寅恪的课总是人满为患、高朋满座，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著名教授都到他的课堂上聆听他最独特的见解、最平常的解说。

陈寅恪在学术里提倡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便是“独立”。多年前，一部名为《再生缘》的电视剧曾经火遍大江南北，这个讲述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爱情故事的弹词作品在赚取了普通大众眼泪的同时，也让当年的陈寅恪泪流满面。

或许，一个男人被一个爱情故事感动得青衫湿让人难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看过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你就会发现，他对人性的探究从来不会被男女有别这样的封建礼教束缚住，他对于社会的思考也不会因为世俗眼里的偏见而随意盖棺定论。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代文学大师竟对一个烟花女子如此上心，但是，在陈寅恪的眼里，男扮女装、替父申冤的孟丽君是勇敢的，出身低贱、大义凛然的柳如是也是勇敢的。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们没能拥有同男子一般的待遇和地位，但当危难来临时，她们却同男儿一样用自己的臂膀扛起了危难与艰辛。

气节是陈氏一门的精髓所在，当年陈宝箴和陈三立曾经因为参与戊戌变法而被清廷诬陷为“滥保匪人”，故而立志不再为清廷效力；如今陈寅恪将这些被遗忘在历史角落中的女性提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纵然周遭众说纷纭，甚至恶语相向，他依旧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思考，丝毫不为所动。

这种在禁锢中寻求自由和独立的品质，与陈寅恪所提倡的精神理念不谋而合。他从来不做表面文章，更不会迎合学术界的官僚习气，他总是独立研究自己的学问，从来不会盗取别人的学术成果为自己作嫁衣，也从来不去依附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人云亦云或许在学术界难以避免，但陈寅恪却严格地为自己定了“四不讲”的原则。凡是“前人”“近人”“外国人”和“自己”讲过的，他统统不讲，他所讲的只是所有人都从未讲过的新内容，他所说的只有自己研究的心得和体会。

为了让学生能感受到这种学术独立的思维，陈寅恪在考试出题上也别具一格。最出名的题目莫过于当年他出“孙行者”的上联。学生们只知对对子，却不知道陈老师竟然会拿一个《西游记》的人物出题。于是顺藤摸瓜的传统思维下，“猪八戒”“沙和尚”成了占比最大的答案，能用“胡适之”这个名字应对的学生却只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一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作为根基的语言文字更是其中值得深思研究的重头戏。和长篇累牍的史实考证或时事评论相比，单纯的文字研究似乎显得单调、无聊一些，但若不沉下心来玩味这些前人留下来的馈赠，那些被浮躁的气息所覆盖的真相和道理又怎能破开重重迷雾，回到国人的视野？

陈寅恪的很多著作都具有考证性，在证实历史事件的同时，更侧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寻求。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他将宋代学者总结义理的研究风范融入其中，并将他们总结成普世性的文字，以此作为当世之人可以共享的经验与规律。这种务实的态度之于他的家族可谓一脉相承。在他所受的家庭教育里，仁人志士的气节不可或缺，但无须将党派、新旧等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只一点，就是要将民族国家的大义同自身的道路结合起来，此为陈家一直推崇的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富贵不能淫”是陈寅恪在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时展示出来的令人钦佩的傲骨。

1940年，陈寅恪应邀到香港大学任职，次年年底香港沦陷。作为享有世界名望的大师，来自日本学者的“不找麻烦”的请求信让日本侵略军对他尊敬有加。街上饿殍遍野，日本人则每天都给陈寅恪送来面粉和粮食。然而，这位人格上极为独立的大师岂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懦夫。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陈寅恪从来不碰日本人送来的食物，就连家中的老小也从不曾动过一丝一毫。饥饿不可避免，陈寅恪便索性关起大门潜心治学。见陈寅恪岿然不动，日军又重新想出了新的办法，以出资四十万为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为诱惑，希望他能为“大东亚共荣圈”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样龌龊的伎俩逃不过陈寅恪的眼睛，他的严词拒绝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生于政权更迭、时势变迁的大时代里，陈寅恪身不由己，但能不被外界干扰，坚持心中那一方追求自由、精神独立的净土却显示了他过人的精神品质。进入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风潮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兴盛起来，人们在排队朝异乡迁徙的时候，却忘了那些曾经最有资格留在国外的饱学之士却千辛万苦地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度。如今我们在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出国门的时候，是否也像陈三立老先生那般用一根爱国的丝线牵引着他远在国外的孩子，告诉他们根在哪里、故土在何方，而不是让他们以嫌弃为由抛弃这块祖辈为之耕耘的热土，如此，才是为人父的真正胸怀和气概。

在一个感叹大家何在的年代里，那些上口的名字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而在那个大家云集的年代，“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却是他们膜拜的对象。

关于他的名字里“恪”字的发音应该为“kè”的言论从他出名之日起便喋喋不休，但陈寅恪却在认真研究后，坚持自己名字的读音应该为“què”。这是件很小的事，却是件可以“见大”的事，因为从对名字的执着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知名学者对文化的独立和认真。

陈寅恪的人生是令人瞩目，也是令人钦佩的，那些难以复制的精彩在引来啧啧称叹的时候却无法再次重现。也许，没有了大家的时代是孤寂的，但大家的精神却可以用传承的方式延续。学术的研究还在继续，一些未知的领域亟待人们开拓，只要坚持独立、自由的研究作风，并心平气和地深度挖掘，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同样能在新时代绽放绚烂的光芒。

“名门望族”是怎样炼成的

作为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除了“教授之教授”的美誉外，还有“公子之公子”的雅号。关于前者，陈寅恪的博学和在清华的声明足以作为佐证，而后者的缘由，则应该从陈寅恪的祖父说起。

翻开中国近代史，一门出五杰的盛况屈指可数。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但陈家的名声和威望却延续了三代。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三个儿子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任何一人的故事和经历都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里闪耀的明珠，这些经历中透露出来的陈家独有的民族大义和革新思想无一不是优良家风的极致体现。

人需要理想，更需要坚持理想的执着。对于陈家来说，“坚守信念”是矢志不渝的家族品格，这样的品格形成既是因为历史事件的造就，也是因为个人秉性的锤炼。作为清朝时期身怀治国抱负的学子，陈宝箴中举时，整个封建王朝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太平天国暴动激化了国内矛盾，列强虎视眈眈更让这只曾经的东方雄狮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

为了让百姓免遭内战的苦难，陈宝箴跟随父亲一同训练士兵，以此抵御太平天国的袭击，但这样的举动却没有消除陈宝箴内心对变革的渴望。英法联军那一把火把整个圆明园烧成了灰烬，如此肆意的侵犯所昭示的正是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原本，陈宝箴准备三年后再考取功名，但这一刻他却更希望能投入军营，成为上阵杀敌的勇士。就这样，他成了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用自己在兵法上的造诣和在管理上的能力赢得了曾国藩的赏识，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每段历史都会有一个拐点，正如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个关键人物一样。回顾陈家的兴盛，陈宝箴的升迁和发迹无疑是重大的突破。作为久居江西的客家人后代，陈家的祖辈们一直以来都过着简单而普通的生活。高门大户算不上，但日常的生活用度还能够得以满足。到了陈宝箴这一辈，官场上的发迹成就了这个家族长达百年的盛况。

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后，陈宝箴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到他担任湖南巡抚时，陈家已经是当地有名的望族。那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戊戌变法正在光绪帝的授意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让国家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陈宝箴顺应时代潮流，在湖南推行新政，并让这个古老的省份迅速成为最有生气的地方。

政治从来不是靠理想就能完成的事业，即便当事人提出的政见如何正确也终究抵不过当权者的个人喜好，而光绪和慈禧便是这样的关系。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让有志之士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但老佛爷并不赞同，她一声令下，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反叛的罪证，出谋划策的谋臣良士一下成了居心叵测的叛臣贼子。行省文书下达，陈宝箴收到上级捉拿逆犯的通知，仔细思量间，内心对改变现状的渴求还是让他做出了保举戊戌君子杨锐与刘光弟的行为。

在那个落井下石、人人自危的特殊时期，明哲保身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革命总要有反复，在很多人看来一两次失败在所难免，如果为了这样的突发事件而丧失自己的官职实在得不偿失。所以，得知变故的官员们几乎都缄口不言，哪怕知道谭嗣同等人并无罪过却也不敢求情。

然而，陈宝箴却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后来陈寅恪在坚持自己学术论证时的勇气丝毫不亚于此时的祖父，可见，祖父的故事在正值壮年的陈三立身上、在年幼的陈寅恪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牵连在所难免，陈宝箴的仗义在当权者的怒气里自然而然地成了忤逆的罪证。就这样，陈宝箴被罢官了，但他却并不因此感到沮丧，因为比起违心的奉承，问心无愧才是符合他个人品格的行为。

作为和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为“维新四公子”的陈三立跟随陈宝箴一同进行了戊戌变法期间的改革，自然能对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感同身受。被贬黜的日子里，陈三立从来没有抱怨，相反，他对父亲的行为很是赞赏。革命失败后，他将心思投入诗歌创造中，并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

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虽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参与者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但与泰戈尔互赠诗集的却是年过古稀的陈三立。

文人有傲气，更有傲骨。虽然陈三立因为诗坛上的成就而享有“诗名满海内”的赞誉，但这个心怀天下的诗人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袁世凯行君主立宪时曾托人请陈三立出任参政议员，陈三立因为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甚是反感，因而严词拒绝，拒不出席。卢沟桥事变后，他更是以八十五岁高龄绝食殉国，场面慷慨悲壮，令人敬佩。这样的坚决或许难以理解，但回顾陈宝箴当年的凛然和坚决，陈三立的殉国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什么样的表现算爱国，不同身份、不同阅历的人其表述自然莫衷一是。然而，不管行为上的差异如何巨大，那种隐藏在举动背后的情感却如出一辙，那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这样的论断在后来陈寅恪倾注心血著述的《柳如是别传》中依稀可以看到踪迹。换言之，正是父辈们关于爱国的基调奠定了陈寅恪与众不同的审度柳如是的眼光。陈宝箴不愿意成为杀害戊戌君子的刽子手是他对一个即将没落的民族和国家的感情使然，陈三立用自己的生命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慨也同样基于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这是一种国人的情绪，更是一种镌刻在家族血液里的品德。它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更不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走样；它是前辈的教导，更是后辈的继承。无怪乎陈寅恪能拒绝日军的“馈赠”，这种源自家族的倔强从一开始就渗透到他身体和思想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官宦后代，陈三立的儿子中自然也会有从政之人，虽然三人中只有陈隆恪在仕途上发展，但父辈们的为官之道却在他身上得以延续。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电讯局、邮政局、税务局、财政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局，二十年间，陈隆恪管理的部门种类各异、领域广阔，但凭着父辈们留下来的敢于挑战、勇于革新的品质，让他在这些岗位上游刃有余。

陈氏家族诗书传家的风气也传递给了每一个后人，即使走上仕途的陈隆恪也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便是近代著名诗人。文学造诣上，三兄弟中陈隆恪不能排在第一位，但就是这样一位在家中“算不上”名次的二少爷，却依然在近代诗坛上开拓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的文风与父亲陈三立接近，在继承了传统诗文艺术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对新时期的理解和感悟，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在飘逸洒脱的表象下多出了几分与时俱进的深沉思考。而这，正是大哥陈衡恪最为赞赏的地方。

如果说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那么陈家三兄弟的成就正是对这句话的印证。年幼时，陈寅恪与哥哥们都在日本留过学，异国求学生涯里，兄弟三人分别在文学的世界和艺术的海洋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陈寅恪自不用说，陈隆恪也在诗歌上颇有建树，而大哥陈衡恪的成就则是在绘画领域。

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除了皇家珍藏的历代名作外，还有一幅名为《读画图》的作品便是陈衡恪所作。和齐白石相比，陈衡恪的名声并不算太大，但就是这位在齐白石落魄不堪的时候指点迷津的“默默无闻”的画界前辈却开创了中国画作的新境界。

在他的艺术生涯里，花鸟画是最主要的主题，但为数不多的人物纪实题材画作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作品。当年在日本，陈衡恪曾经学习过西方绘画技巧，对其中的人物及场景刻画颇有心得，虽然陈衡恪回国后选取的绘画方向仍然是以“意会”为主的国画，但具象化的西画手法却被他娴熟地运用其中。

也许有很多人都十分惊叹为什么陈氏家族中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造诣。其实，他们在父亲的安排下出外留学时父亲并没有给他们设定什么目标，而叮嘱他们要学会学贯中西、以长自己之才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松散的环境反倒给了孩子们无限发挥的自由空间，让孩子不被束缚、不被禁锢，从而真正发现那些适合自己的方向去开发潜力。

长久以来，中国的闭关锁国让人们在故步自封里沾沾自喜，艺术领域的融会贯通更是无从谈起。国门打开后，众多有志青年前往他国求学，他们再将国外的精华带回国内的时候，给中国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陈衡恪来说，西画或许不是最让他着迷的风格，但那种用笔触细致刻画人物和场景的做法却实在令人吃惊。和中国的工笔画相比，西画的细致程度自然更胜一筹，色彩和明暗上也更加讲究。看着如此非同寻常的笔触，热爱绘画的陈衡恪怎么能不动心呢？

画作里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不同人物眉宇间的神态更是精彩纷呈。和众多追求画面效果的画家相比，陈衡恪对画作的要求更具深度。除了形似与神似，画中体现出来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用今天的话讲，每一幅画都是人间百态的一张“快照”，但就是这一瞬间的画面所表达的内涵却足够让每个画家细细思考。描绘某个灯红酒绿的场所里歌舞升平的场景或许可以获得色彩良好、人物活跃的画面效果，但其中反映出来的奢靡腐朽却让人不由得对画作里蕴含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产生质疑。毕竟一幅成功的画作里，跃然纸上的不单是人物和场景，更是画家本身对世界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感悟。

在习画的陈衡恪身上，同样展现着陈氏家族“坚守”的魅力。父亲跟随祖父坚守革新的理念，陈寅恪坚守做学问的底线，而严格恪守画作的品位则是陈衡恪为自己定下的坚守的目标。一个洁身自好、坚守原则的画家笔下所描绘的必是能反映社会现状、人生百态的好作品。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风格习惯，陈家子弟对心中信念的坚持与认真从祖辈便开始延续下来，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他们心中的信念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改变。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因为眼前短浅的利益放弃心中原则之人比比皆是。亲情和友情成为他们背叛的对象，甚至连国家利益都能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

外忧内患的时代里，汉奸的胡作非为让人感到厌恶，更觉得恐惧，因为曾经还是街坊邻里、至朋至亲的人一夜之间成为侵略者帮凶的事实让战争年代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好在，还有一些宁死不弯腰的人挺身而出，用坚持内心信念的作为给予混乱里的人心一丝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对于“坚守阵地”一词，或许御敌于千里之外的行动看上去更为贴切些，但文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和对外界干扰的克制又何尝不是对这个词的另一番解释呢。他们没有高超的武艺对抗暴力的侵袭，也没有巨大的权势号令天下从此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但他们的表达和反映在学问里的思想道理却能直击人心，并最终成为阅读者心灵和思维的指引。

智慧在生根之前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陈寅恪的经历几乎可以用传奇来形容，因为他虽然是清华大学里没有文凭的“野路”学者，但他学识上的渊博和学术上的造诣却足够让人瞠目结舌。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的时候，曹校长曾经因为陈寅恪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而打算将他拒之门外。幸好梁启超赶紧阻拦，并建议曹云祥听陈寅恪讲一堂课才让这个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学术大师得以蜚声中外。

在梁启超的眼里，自己一生奋笔疾书的等身著作还不如陈寅恪的寥寥百字；大名鼎鼎的冯友兰也因为钦佩陈寅恪的才华而毕恭毕敬，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到他的课堂上当一名普通的学生。

1925年，在中国国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这个提倡用新时代的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国学典故，旨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优秀国学人才学院除了是中国优秀学者留美的预备学校，更为国内外的国学大师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和切磋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