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0日江城，珞珈山李公馆临时寓所。江城的冬日，湿冷刺骨，虽远离前线炮火，但战时陪都的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紧张与不安。临时安置的寓所内，炭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父子二人之间的凝重气氛。

李念安洗去了金陵城外的硝烟，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将官服，但眉宇间的疲惫与更深沉的某种东西，却无法抹去。他坐在沙发上，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锐利地看着坐在对面的父亲李宇轩。

“父亲，”李念安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质问，“唐声智那份‘壮烈殉国’的通电，是您的手笔吧？”

李宇轩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抬眼看了儿子一眼，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淡淡地说：“孟晓兄临难不苟，以身殉国，堪为军人楷模。全国上下，需要这样的榜样。”

“楷模？”李念安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一个丢下部队、仓皇逃窜，最终死在不明不白路上的人，成了楷模？父亲，您用这种方式给校长、给党国擦屁股，不觉得……太脏了吗？”

“念安！”李宇轩放下茶杯，声音沉了下来，“注意你的措辞！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有些事，不能只看表面。唐孟晓的死，无论过程如何，结果是他‘殉国’了，这提振了士气，稳定了人心，也让校长和政府有了转圜的余地。这就够了。”

“够了？”李念安猛地站起身，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用谎言堆砌起来的士气？用一条不清不白的性命换来的转圜？父亲，这就是您效忠的党国？这就是我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主义？我在金陵城外看得清清楚楚！国民党从上到下，已经烂透了！官僚腐败，指挥无能，派系倾轧，视士兵和百姓如草芥！这样的党，这样的国，还有什么希望？！”

他走到窗前，指着外面虽然忙碌却难掩颓败景象的江城街道：“你看看！和金陵陷落前有什么区别？当官的依旧争权夺利，发国难财的比比皆是！而那边——”他压低了声音，却更加用力，“那边的新四军已经在南昌成立，他们的《新华日报》也在汉口出版了，声音清晰，目标明确！日本人近卫内阁都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了，这是多大的羞辱？可我们内部呢？还在勾心斗角！”

李宇轩沉默地听着儿子的控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直到李念安说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苍凉：“念安，你说得对，也不全对。”

他站起身，走到儿子身边，与他一同望向窗外：“国民党确实病了，病得很重。官僚主义、腐败、内斗……这些都是顽疾。但是，你要明白，它现在依然是代表华夏的合法政府，是抗战的旗帜。校长……他也有他的难处，各方势力需要平衡，国际观瞻需要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