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1 / 2)

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陈独秀被捕,文化界声援。

1932年,是继续内忧外患的一年,也是北平知识分子“坚持独立发言”的一年。

1月,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戳穿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又写《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及《攘外即可安内》等文,以其所向披靡之锋芒,与国民党政治宣传针锋相对。

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留学欧美归来的有社会影响的学者,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创刊号响亮提出“独立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如丁文江等人,和胡适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就争论了一年,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

《独立评论》周刊,“说平实的话”,“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坚持独立发言”,并且都以实名发表,赢得声誉。

9月24日,北平《导报》与天津《益世报》,因登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秦德纯骗婚丑闻,秦指使士兵砸《导报》,抓记者。2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一时声势浩大。

10月15日,已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引渡押解南京。北平由胡适等人呼吁各界救援。平、津各大报纸发表社论要求释放陈独秀。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等还都做了追踪报道。胡适在北京大学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赞誉他对文学革命之大贡献。傅斯年在《独立评论》撰写《陈独秀案》一文,称他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曹聚仁在上海的《涛声》杂志上,组织了有关“陈独秀案”的讨论。1932年是在知识分子和舆论界声讨国民党和关注“陈独秀案”中度过的。

胡适的著作《中国中古思想史提要》出版,他还写有政论《废止内战大同盟》《论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与张学良》《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等文。冰心的《冰心全集》出版。沈从文作小说《都市一妇人》。老舍在《现代》杂志,连载重要的寓言体奇幻长篇小说《猫城记》。周作人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

——钱玄同与章太炎、刘师培的交谊及晚节

在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诸子中,钱玄同算不上像鲁迅、胡适、周作人那样的文学主将,甚至一直以来,他的思想和学术都遭到过质疑,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文化人格却越来越被人推崇。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经史和语言文字等,谁都无法绕开这位参与者和建设者。

钱玄同,原名夏,字中季,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今(今湖州)人。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翌年参加同盟会,与周氏兄弟、刘师培等人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研究音韵训古。1910年归国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中学教书。1916年被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携《新青年》入京,钱玄同参与编辑。与胡适、陈独秀等一起从事新文化运动,在他的催促下,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赋予中国小说新气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没有“愿意给它(《新青年》)当一名摇旗呐喊小卒”,戴着深度眼镜,夹着公文包的钱玄同,几次到绍兴会馆,找“整天在绍兴会馆内抄写古碑文,把这当作惟一愿望”(鲁迅语)的周树人,去怂恿催促他给《新青年》写文章,中国文坛能否出现小说巨将鲁迅,怕是个问题。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承认,“初做小说是在一九一八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周作人后来写回忆,证实了此说不虚。

鲁迅称钱是“我的朋友”,钱也说自己是鲁的“老朋友之一”。且他们的交往长达二十九年。钱玄同把他们的交往过程总结为“头九年(1908年至1916年)尚疏;中十年(1917年至1926年)最密;后十年(1927年至1936年)极疏”。在钱玄同与鲁迅的关系中,可见他是以一种超然的心境,而非以恩怨来认识、评价鲁迅的,对我们认识鲁迅也是有重要帮助的。

一生从事经史研究,于文字学、音韵学有很深造诣。1939年去世,留下《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国文字概略》等丰厚的文学遗产。

与胡适、鲁迅等人相继离开北京到外地谋生不同,钱玄同自1917年来到北京,便与之相“厮守”二十二年,至死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这在众多民国学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1931年,钱玄同曾出了个对子“江冯二庸”,规定“二”不许对“两”“双”等字,他的著名学者朋友都对不出下联,他只好将下联出示:“崔胡一适。”众友人才明白,“崔”者,崔适也,“一适”,胡适也。

钱玄同的国故之学,得益于两位老师:一是主张古文经学的章太炎,一是推崇今文经学的崔适。崔适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不幸病故于北京绍兴会馆,钱玄同为之主持治丧活动。

钱玄同与其老师章太炎、崔适之间的师生友谊保持一生,更是难能可贵的。章太炎就与老师俞樾有“谢本师”的经历。章太炎曾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在其主持的诂经精舍学习,达七年之久。因章太炎敏而好学,学业优秀,深得老师俞樾的赏识,被老师视为高徒。

章太炎后来到东吴大学任教时,曾去拜望过老师俞樾。时俞樾已八十高龄,甫一见弟子章太炎,一贯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老人,竟怒目而视,痛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海外,是“不孝”;揭露大清罪恶,乃“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他还搬出孔夫子的话,申斥“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突遭一贯敬爱的老师的痛斥,当场反唇相讥,便拂袖而去。马上写了《谢本师》,向世人公开与俞樾从此断绝师徒关系。

有趣的是,章太炎同样遭到弟子周作人的“谢本师”,更奇的是,弟子沈启无也“谢本师”周作人。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但与朋友、老师却相处融洽。他与老师章太炎的深厚友情,在章太炎自1906年至1936年给钱玄同的五十九封通信中,一览无余。从中可知,钱玄同比周氏兄弟等人师从章太炎先生,要早两年。钱玄同是1906年10月初认识并师从章太炎的。章太炎在该年10月8日,曾有信致钱玄同,曰“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其时,离章太炎因“《苏报》案”获释,旋即流亡日本,只过了三个月,离钱玄同入早稻田大学不久。

钱玄同将这些信函,依时序装裱成册,注明从何地寄往何处。其中四十封是讨论学术的,八封系论时政,余下十一封,乃为家常闲事。从这些信中,我们可知钱玄同求知若渴,好学不辍,老师章太炎诲人不倦,有问必答,钱玄同学业大进。

章太炎及门弟子多达百人,其中得意者五人,即世人所云“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五人各继承师说一端,自成体系,自成学派,皆成民国初之有影响的学者。与章太炎关系最密切的,首推钱玄同,依次是朱希祖、吴承仕。周氏兄弟在章门中,学无所长,一般而已。

章太炎致钱玄同的信函中,有的还反映当时的政治形势,如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因反袁世凯称帝,被囚北京。1914年8月19日,写信给钱玄同称:“知弟近甚郁郁,仆亦不甚舒畅,何不相过一谈。”抗日战争爆发,章太炎以赴京讲学为名,促少帅张学良抗日。讲学时,钱玄同等弟子或为翻译,或代写板书,或递茶送水。章太炎晚年继续讲学,创建出版《制言》杂志,钱玄同等积极参与。最令章太炎高兴的是,钱玄同、吴承仕为他编印《章氏丛书续编》。章太炎亲自作跋,跋中对钱、吴称赞有加:“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章太炎去世,钱玄同为老师作一副长联为挽联,并与同门为恩师在孔德学校礼堂开追悼会。

《钱玄同文集》曾收录了钱玄同为编辑出版《刘申叔遗书》一书而给该书校对郑裕孚先生写的六十八封信。从中可以窥见钱玄同为编此书的许多历史细节,包括钱玄同所坚持的学术思想,以及这本书的指导原则、体例构思,特别是所经历的艰辛。

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勇之将,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者著称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他在整理编辑《刘申叔遗书》的过程中,对学术毫无门派之见,知人论世客观平和。而其间弥漫着对故友的深情厚谊,更让人感动。

刘申叔,即刘师培,江苏仪征人,晚清著名革命党人。1903年在上海晤交章太炎,赞成光复,参加同盟会后一度亡命日本,其妻以不得志于同盟会,转入清端方幕中,出卖革命党人。袁世凯窃国称帝,刘师培又为筹安会上劝进书之六君子之一。后落魄于天津租界,蔡元培主政北大,请他到北大任教授。家传文字训古之学,治三传。擅长文字,善骈体文,所著文学论文,时有独到见解,著述较多。但身后萧条,无力整理出版,钱玄同编入《刘申叔遗书》共七十四卷,乃为国学大师。

在黎锦熙看来,为人结集著述,友人强于弟子,钱玄同是最佳人选。其一,二人交情深厚。钱玄同1903年便接触刘师培的著作,甚是叹服,“有世谊,愿与订交之心甚炽”。1907年,在日本章太炎处初见刘师培后,钱、刘二人过从甚密。钱玄同曾说:“自尔遂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其二,钱玄同乃章太炎之高徒,学问博大精深,且与胡适等亲近,深具现代科学与民主素养。用黎锦熙在《钱玄同传》的话,就是钱玄同“以音韵学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他能以历史眼光来整理、评判。

曾有人劝钱玄同,刘师培晚节不保,曾引起公愤,这等人不值得为之编辑遗著。钱玄同认为“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一切已成历史,不容改变,也无须讳饰,故当实事求是,以尊重历史,其学术成就自有价值,需要继承。钱玄同坚持“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原则,即可体现伟大的思想境界,这又是《刘申叔遗书》成功的原因。

刘师培虽仅享寿三十六岁,但一生勤奋著述,共著有四百多万字,居民国初同辈学者之前列。当时为乱世,遗著多散佚。钱玄同除翻遍各种报刊、仪征刘家的藏书、藏稿,还到处收集。黎锦熙说,除了报刊与直接从仪征刘家所得的材料外,“大部分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

钱玄同为一著名学者,一般还是易征得相关资料,但也有舍不得示人者。黄侃曾于1919年焚香跪地拜刘师培为师。黄侃处就藏有不少刘师培的书稿。不过钱玄同与同门师兄黄侃曾闹矛盾失和,不便向他借刘师培的资料。后来钱从另一师弟吴承仕处得知黄的友人,河南大学教授邵次公曾向黄借《西汉周官师说考》,录有副本,又有某君转录了邵之副本。钱玄同立刻给郑裕孚写信说,先生只须访吴承仕,托人向邵或某君转借抄录,“如此,则此书竟能印全帙矣,岂非大快事!黄藏周礼、仪礼两注,以前我们认为最无办法者,今周礼有黄氏油印本,当由弟向其门人陆宗达君借校,仪礼可由检斋去向邵君借抄。此最难得圆满解决之问题,从此竟有解决之方法矣”。

钱玄同承担《刘申叔遗书》的编辑工作,已是五十岁左右,身体状况极差,他还要到北京师范大学上课。一次在课堂上头晕目眩,差点摔倒。同时,他还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驻干事,要承担编《简化字表》的工作。此外,他和吴承仕受恩师章太炎之托,共同编辑《章氏丛书续编》。身体虚弱,工作繁重,但他以过人毅力,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地做好所有工作。

1937年3月31日,《刘申叔遗书》全部编完,由钱玄同为全书作序,次年11月付印。又一年后,钱玄同溘然而逝。

为亡友、为中国学术遗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钱玄同严谨的治学精神、重情重义重理的人格魅力,长留文化长河之中。

钱玄同是留日出身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却保持了一位学者的爱国主义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玄同与所有日本人包括学者,都断绝往来。几乎在社交场合,甚或在文人的宴会上,凡有日本人参加,他坚决不出席,如若偶见日本人,他会怒目拂袖而去。

九一八事变后次年,章太炎先后三次到北平演讲。有一次钱玄同正与老师章太炎在客厅谈话,特从南京大学赶到北平的黄侃也来拜见老师。黄侃常戏呼他“钱二疯子”。同门师兄弟都在,黄侃忽然大呼“二疯”,指责他不好好研究音韵学,偏偏要弄什么注音字母,提倡白话文。

钱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听大为恼火,二人便争吵起来。这时,章太炎从内室走了出来,见两个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团,既不从中调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说,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东北,欲灭我中华,国难当头,你们应团结对敌才是。老师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两位大学者羞愧难当。

三年后,黄侃病故,钱玄同以同门身份,给与之争吵了一生的黄侃献了一副挽联:

小学本师传,更?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隽才。

挽联高度评价了同门师兄黄侃的学术成就,表达了兄弟之情。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进北平,之前北平各高校西迁云南,钱玄同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也迁陕西汉中。只有周作人等,不听胡适等友人劝告,从“苦雨斋”中走出,当了汉奸。钱玄同因患严重高血压等病,行动不便,被迫留在北平,但他以满腔爱国之心、堂堂凛然之民族气节,不向日寇屈服。

1938年,在日寇的刺刀之下,钱玄同恢复多年不用的旧名“钱夏”。他请学生魏建功替他刻一方“钱夏玄同”图章,以表不做亡国奴,早日恢复华夏之志。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为反清王朝,取名钱夏。

但是,关于钱玄同在日寇占领北平后的晚节问题,曾遭到质问和怀疑,自古以来,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是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操守,也是文人风骨的核心。

质疑是一种科学态度。《汉书·陈遵传》说:“竦(张竦)居贫,无宾客,时有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书而已。”现在对钱玄同的质疑,已非“论道经书”,而是关乎他的晚节,因此须事实回应。

不错,1928年以后,钱玄同已由“猛士”转为“隐士”,他的思想方法和学术结论趋向保守是事实,但到日本入侵之后,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成就了钱玄同作为士的名节。他躲进书斋,闭门谢客,寄语外地学人:“钱玄同绝不污伪名!”是自勉,又是号召。其爱国精神、干净灵魂,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褒奖,曰“永保清操”。

日本入侵之后,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曾经的老战友、同门,已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之偏重享受、无耻事敌有私议;有对离北平的北师大秘书长汪如川表示自己决不当汉奸的铮铮之誓言;有对日本人的文化拉拢的坚拒;国难间,有多次婉拒友人邀宴吃饭的记录。钱玄同的日记,对质疑者做出了清白的回答。

1933年春,钱玄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有辞谢符定一邀请吃饭的表述:

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如此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钱玄同日记》)

言之铿锵,铁骨铮铮。士者,不仅是民族专司思考的理想的智者,还是不惜性命、一身热血的爱国者。

是年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们,为答谢师长的谆谆教导,特宴请众教授。钱玄同照例谢绝,为顾念师生情谊,他参加了饭后的师生合影。

6月6日,胡适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前,钱玄同写信给胡适,破例为他设宴践行:

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挡)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

钱玄同念及国难与苍生的苦难而不饮宴,又以“民众及前线士兵”“少惨死”,“不遭惨死”为由,“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于情于理,皆不相悖。钱玄同“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我们当也不该以其“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为怪,乃至责其自食其言。

但1938年3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之际,钱玄同却接受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人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

《周作人年谱》(张菊香著)记载了这次宴会:“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钱玄同、沈兼士。”

何其巩为招宴者。何其巩即何克之,原冯玉祥的智囊。1928年任北平特别市市长,1936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校长。沦陷后,何氏所主政的中国大学从不挂日伪旗帜,不接受日伪一分钱的资助,校内无一日伪官吏。作为一个多年在旧军政界任职的有复杂社会背景的官员,他与日寇不即不离,在灰色地带做了不少的事。他参加过不少日伪的活动,但不助纣为虐,特别是受日本宪兵队怀疑拘传,以沉默绝食自保。何克之不是爱国志士,却也不是汉奸,怕连“亲日分子”也不是。

可惜钱玄同的日记对此次宴请没有记录。但在其3月23日的日记中,有一与之相关的信息,钱玄同当日电话约周作人,“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事也,在何家见”。孔德学校是早年蔡元培借中法庚款而建的学校,钱玄同不仅在该校兼课,有自己的办公室并数年在此居住,与该校渊源颇深,是多年为孔德学校尽心尽力的“五四”学人。

钱玄同出席何克之的玉华台之宴,应视为与“孔德事”有关。况沦陷下的北京,社会名流与普通市民,不可能生活在没有日本人影子的社会空间里,如同剃头匠不能不为日本人剃头,引车卖浆者也不能不卖给日本人,老师不能不领日伪发的薪水,与日本人有一两次礼节性的接触,岂能与周作人接受日本人的授命,主管其机构中的一部分的汉奸勾当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在钱玄同生命最后的1939年,1月1日,他得知周作人被刺,先派儿子秉雄去三道湾慰问,4日,他自己也曾去周府见老朋友一面。周作人记录了这次拜访,二人谈话时,“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这证明钱玄同极重感情和私谊。在周作人尚未完全落水的情况下,探望被刺的老朋友,完全可以理解。

1939年1月17日,下午6时,距最后一次见周作人的第十三天,在严冬寒风肆虐的北平城,钱玄同因高血压致脑溢血亡故。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祭悼活动,送走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和国学大师。消息不胫而走,远在陕西的北师大旧同事们,以西北联大的名义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老朋友许寿裳为他送的挽联是:

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

短短几年,章太炎、黄侃、钱玄同先后辞世,不啻国学的重大损失。好在,作为文化大师,他们的灵魂已铸刻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人们不会遗忘他们。

“一条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鲁迅先生不胜感慨地说过:“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岁月淘人,尤其未曾叱咤亦未曾煊赫的人,于世间,如同匆匆过客。好比刘半农,连各种文学史都轻描淡写,更何况当下追逐滚滚红尘的年轻人,即便文学系的大学生,或只知他曾与钱玄同客串,演过一出《复王敬轩书》双簧,痛驳国粹派的那段佳话而已。或顶多看过胡风写的《五四时代的一面镜子》,说刘半农是“平凡的战斗主义”者,有一种不妥协的硬汉精神,“始终没有离开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

其实,身处破旧立新时代的刘半农,是个富有理性的战士和个性鲜明的学者。

回头看看“五四”以来的文化骁将及革命文艺战士们,从文学到文化,求激进巨变,都有急躁极端的心理倾向,常常导致急功近利或简单片面化的倾向,尤其更易导致以政治标准取代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衡量。举凡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包括在共产国际指挥和“左倾”路线影响下的左联,他们提倡并实践的所谓“革命文学”,恰恰与文学、文化的健全发展相悖。

鲁迅的悲剧,也正在于他对一切都批判,都否定。比如对国学、文学传统、汉字,对国粹京剧、中医,无不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说到京剧,不妨听听刘半农的意见。他在《梅兰芳歌曲谱·序》中对京剧反思道:

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话剧已经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所以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把以往的优点保存着,把以往的缺陷弥补起来……必须按着步骤,渐渐的改去。若要把它一脚踢翻了搬进西洋货来,恐怕还不是根本的办法。

刘半农是位自由主义诗人,但他对待文化及文化遗产的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新文化运动培植了知识分子磅礴的个性精神,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同时高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动荡,有人继续高歌猛进,有的渐失去“战士”的锋芒。刘半农后来下苦功夫研究语言学,“战斗”变成“青灯古卷”。在研究语言学时,砥砺精神并没有消遁,于寂寞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这由“叛徒到隐士”的命运,是悲剧还是正道,留给后人评说。

1932年,刘半农在编自己的《初期白话诗稿》时,在为之作的序中慨然曰:

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

在这篇序中,还曾提及另一位“五四”作家陈衡哲,她说到早年创作白话诗时,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说明刘半农、陈衡哲都深感新文化运动的迅猛与自己的落伍。遥想年轻时的激进,不胜感慨。

刘半农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江苏江阴人。少时在家乡念私塾,后以江阴考生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与后成为国学大师的钱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同窗。1911年,刘半农与这几位同学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回乡当小学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又与其二弟,后成为音乐家的刘天华赴清江参加革命军。1912年,离开军队回乡,向人借得五块大洋,同刘天华闯荡上海,加盟开明剧社,兄为编剧,弟任音乐指导。

其间,刘半农又以自己的创作,很快成为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1916年10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以半侬之名,发表《灵霞馆笔记》,其中收录了爱尔兰诗人约瑟·柏伦克德的诗《火焰诗七首》等。接着,《新青年》又以“灵霞馆笔记”为题,连载刘半农用白话文翻译的诗歌、散文,与胡适在该刊连载的日记《藏晖室札记》,相映成趣。

1917年9月,主政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欣赏刘半农的思想观念和学识才华,将中学都没毕业的他,聘入北大任教。这在非常倚重学历来遴选教师的北大,是破了先例的。

当年,刘半农与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博士,几乎是同时踏入位于北京沙滩的北大校园的。很快,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便着手改组《新青年》工作。是年10月16日,刘半农在给好友钱玄同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迄今所见将《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操办,转为同人组合来办的最早劝议。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位“台柱”的商议,《新青年》自1918年元月始,由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轮流编辑;后来又由李大钊、高一涵顶替了出国访学的陶孟和与刘半农。《新青年》由此得到改观。

刘半农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多篇以文化评论为内容的杂文,除了与钱玄同合演双簧作《复王敬轩书》,又有《辟〈灵学丛志〉》《作揖主义》等,对封建守旧派及黑暗社会现象无情痛击。其文笔流畅,生动活泼。他还翻译了小仲马的歌剧《茶花女》及不少英、法作家的作品。诗歌和散文也写了不少,有白话文诗集《扬鞭集》。刘半农对白话新诗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了不少尝试和探索,吸取民歌和民间口语的营养,富有写实风格,音韵节奏和谐自然。杂文有《半农杂文》,语言也颇为犀利。

如前所说,刘半农是被破格从中学尚未毕业提拔为北大教授的。刘半农自知资历浅陋,所以刻苦学习,教学也极为认真。但中国最高学府之北大,是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的乡巴佬,是经常受到质疑的。再加上刘半农人生经历复杂,在上海滩花花世界染上“海派”的才子气,衣着入时,做派新潮,被人诟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取了公费赴法留学资格,1920年偕夫人从上海乘日轮“贸茂丸”赴英留学。翌年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是年秋返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重新返回北大的刘半农,已不是鲁迅在《忆刘半农》一文中所说,参加新文学运动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战”的刘半农了。

但是,向往性情的真实、表达的轻松自如、格调的清新通脱,却是一贯的刘半农。对于作家来说,不乏真诚的情怀气质,使他的文学永生。

从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相关回忆中,均或明或暗地扯出有关刘半农与胡适的恩恩怨怨,特别是当了汉奸又被人民政府宽大释放的周作人,晚年已改名知堂,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的需要,歪曲文人间的某些误会,硬是杜撰“反动文人”胡适“瞧不起,明嘲暗讽”“五四”“战士”刘半农。时至今日,仍有人依鲁迅、周作人之说,继续重复胡适看不起刘半农之说。比如有人说:“刘半农是憋着一股气出国深造的,周作人说他的博士是胡适促成的。”刘半农“终于得到博士学位,他是要以这博士学位来回击所谓英美派绅士的”。刘半农出国前与“英美派绅士”关系极不好,1917年新文化运动肇始,胡适在美国读到刘半农登在《新青年》上的受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感而写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有“吾所绝对赞成者也”之评。

钱玄同致信刘半农说,你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与“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因同道,胡适、刘半农等才轮流编辑《新青年》。因相好,胡适才在1918年写的《你莫忘记》诗自序里,写道:“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因相知,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由胡适、钱玄同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由刘半农向大会提交,获得通过。胡适与刘半农配合默契,以谋求全国普及。因信任,1920年在胡适推荐下,刘半农任“国语辞典委员会”委员。胡适是否“瞧不起”刘半农,读者自明。

1921年春,胡适越洋寄《新青年》给刘半农。9月,刘半农复信给胡适:

听说你害了多时的胃病,近来看报,说你到上海考查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知道是病好了:这是个可喜的消息……我老实警告你:你要把白话诗坛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别人,这是你的自由……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北大的钱,已三月没寄来,电报去催,也是不寄;留学费也欠了三个月不发,高鲁还逍遥自在,做他的官,领他的俸。我身间有几个苏,便买只面包吃吃,没有便算。但除闭眼忍受之外,也就没有别法。(这是件不得了的事,另有详信在夷初处,请你向他要了看一看,救救我罢!)但有一件事要请你出力帮忙。我今天向蔡先生提出一个《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想来你不久就可以看见。这是我万分希望他成功的一件事,曾向蔡先生当面说过,他很赞成。但他虽赞成,还要经过种种的会。所以我要恳求你,也替我卖些气力,使他早日有些成议,我真感激不尽了。

你能写个信给我么?我给你请安。

夫人公子等均问好。

弟刘复

九月十五日

刘半农是个充满血性的刚直的正人君子,如若胡适果真“很看不起他”,他绝对不会低三下四吐露自己的窘境,那样不更让人瞧不起?此信写得如此真诚、亲切,并委以重托,使人想起宋人辛弃疾之《定风波》中“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的词句。

1934年3月8日,刘半农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足可视之为胡适辩诬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