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也带着几分清醒，“在他们的认知里，国家兴旺，必然是因为君王勤政爱民、勤俭节约，亲贤臣远小人，最好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把朝堂的权力交到他们读书人手中；国家衰亡，必然是因为君王残暴无道、穷奢极欲，朝堂之上有奸佞小人作祟，不重用他们读书人。反正简单来说，国家兴旺，是因为皇帝亲近他们这些文臣读书人；国家衰亡，错在君王，错在小人，从来都与他们无关。”

“毕竟笔杆子始终握在读书人的手中，天下的史书记载、坊间的舆论口舌，皆由他们掌控，他们想怎么写，天下人便会怎么看，想怎么说，坊间便会怎么传。史书之上，笔墨之间，从来都是他们为自己立言，为自己正名。”

“但凡朝局清明、天下稍安，便必是他们口中“圣君亲贤、文臣辅政”的功劳，将朝堂之上的筹谋、民生之间的安定，尽数揽在自己身上，仿佛这天下太平，皆是士大夫阶层鞠躬尽瘁、经世济民的结果；可一旦朝局动荡、民生凋敝，便绝口不提自身的贪腐懈怠、因循守旧，反倒将所有过错一股脑推给君王，说君王耽于享乐、不听忠言，推给所谓的“小人”，说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武臣跋扈，仿佛天下大乱，皆是君王昏聩、奸佞作祟，与他们这些“饱读圣贤书”的文臣毫无干系。”

“他们惯于将自己放在治国的道德制高点，以“孔孟之道”“圣贤大义”为标榜，动辄便以“清流”自居，将自己塑造成天下道义的执掌者、江山社稷的守护者。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唯有读书人才懂治国之道，唯有士大夫才配辅佐君王，仿佛这天下的治理，不过是他们与君王之间的朝堂博弈，不过是文臣之间的道义论争，却从来没有真正低头，看向脚下的土地，看向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底层百姓。他们从没想过，那些吃不饱、穿不暖，整日为生计奔波的农民、工匠、军户，那些构成大明江山根基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才是真正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

“在这些士大夫的眼里，老百姓不过是“芸芸众生”，是愚昧无知的凡夫俗子，是无需放在心上的草芥。他们觉得百姓只懂耕田做工、求一口温饱，不懂什么圣贤大义，不懂什么朝堂治世，所以便可以被随意忽视，被肆意盘剥。他们从不会关心百姓的田地里是否有收成，不会在意工坊里的工匠是否能拿到足额的工钱，不会顾及戍边的军户是否能穿上御寒的棉衣，不会心疼街头的流民是否能吃上一口热饭。在他们的治国理念里，百姓的温饱感受，从来都不是衡量朝局的标准，更不是他们施政的考量。”

“于他们而言，治国之道，从来都不是让天下万民安居乐业，而是如何哄好君王，博得君王的信任与倚重；如何结党营私，在朝堂之上争得一席之地，掌握更多的权力；如何把持仕途，让天下的读书人皆入其门，让朝堂的话语权尽在其手。只要能哄得君王龙颜大悦，只要能在朝堂之上站稳脚跟，只要能将权力牢牢攥在手中，便是所谓的“治国”。至于百姓的死活，不过是他们口中“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附属，是江山安定的点缀，甚至在他们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过程中，百姓的利益，不过是可以随意牺牲的筹码。”

“他们可以为了朝堂之上的派系之争，置地方的水旱灾害于不顾，迟迟不肯调拨粮饷赈济；可以为了一己之私，纵容宗族乡党兼并土地，让无数农民失去生计，沦为流民；可以为了标榜“重农抑商”的大义，打压工坊实业，让无数工匠失去活计，无以糊口。可即便如此，他们依旧能在史书中为自己寻得借口，在坊间为自己辩白，将所有的恶果都归罪于“君王失察”“小人作祟”，依旧以“治国贤臣”的面目，屹立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视着那些被他们忽视、被他们盘剥的底层百姓，仿佛这天下的兴衰，与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芸芸众生，毫无关联。”

这番话，狠狠戳破了当下士大夫阶层的虚伪与狭隘，朱雄英听得心头一震，豁然开朗，他望着眼前的市集，望着那些忙碌的百姓，突然发现，自己以往学的治国之道，竟少了最根本的东西——民生与经济。

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静静听着，生怕错过朱高炽的每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