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问题，总结来说，便是：

冗官冗兵冗费。

第一个是冗官，就是官员太多了。

北宋的科举，每次中举的有300人之多，唐朝时不过30人而已。

还有“特奏名”制度，对屡试不第者赐予出身，导致官员数量剧增。

再有就是恩荫制度泛滥，高级官员可荐子孙、亲属甚至门客做官。

蔡京门下的门生故吏那么多，就是因为这个恩荫制度。

这些人不但增加了官员人数、财政支出，而且素质低下，贪污结党营私横行，把朝廷搅得乱七八糟。

最后便是宋朝特有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各级官员相互牵制，导致官员人数多、互相扯皮，都不做事。

第二个是冗兵，就是士兵太多。

为了防止百姓造反，对于起义的都招募当兵。

宋江能招安、做官，就是因为这个制度。

募兵制下，北宋军队达到了130万左右，数量极其庞大。

再加上更戍法，士兵频繁调动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虽防止军阀割据，却严重削弱作战协调能力。

最后的结果便是，军队数量庞大，但是打仗一直输。

官员多、军队多，最后的结果就是军费、工资多。

宋仁宗皇祐年间，年财政收入约6000万贯，而军费开支达4800万贯，官俸支出约1200万贯，出现“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困境。

为了解决支出，对百姓、商人层层盘剥，导致民怨沸腾、起义不断。

北宋朝廷也曾经尝试过解决这些问题。

范仲淹曾经推行“庆历新政”，试图精简官僚，但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不足两年即告失败。

王安石尝试变法，想精简军队，推行“保甲法”“置将法”，但裁军触及军方利益，保甲法加重民众负担，也失败了。

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的人如果不够强势，改革必定失败。

武松如今掌控了朝政大权，才有能力推行。

谁敢反对，就杀谁！

武松说道：“我欲要做两个事情，清除多余的官员，那些个恩荫的一律废除。”

“军队清理，除我统领的兵马，全部归家种地。”

“减轻赋税，农商并重。”

古代王朝几乎都是重农抑商的，认为商人对国家没用。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商业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最后资本主义萌芽、科技发展，都需要商业的催动。

扈成等人是武将，不懂这些。

何运贞、欧阳雄和张渊、张煌几个年轻人听了，却是很支持。

“我大宋积贫积弱久矣，庆历年间、王安石都曾变法，却都失败了。”

“二郎如今手握兵马大权，定能成功的。”

张吉、何正复、张知白这些人比较谨慎，他们是老一辈，也晓得如今的制度有问题，可变法并非容易的事情。

“此事...须仔细商议。”

张吉很担心，张煌却说道：

“父亲不用多忧虑，如今朝政都在二郎手里，此次变法定是能成的。”

“之前的变法推行不下去，都是因着那些人阻挠。”

“如今二郎说了，敢有阻挠的，都杀了去，谁敢阻挠。”

张吉不说话，武松笑道：

“变法事大，自然需要仔细商议，然后施行。”

“今夜只吃酒，明日我们再商议个章程。”

扈成举杯笑道：“是了，这等事情我们不晓得，吃酒却是晓得。”

众人欢笑，吃酒到深夜才散去。

第二天。

武松穿着罗袍、戴着五梁冠、腰间佩剑，带着李二宝、李吉出门，500破阵营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