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一个实时反馈的触发阈值，听上去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基于个体基线，计算风险指数的动态范围，选取某个百分位数（比如85%或90%）作为临界点。但当这个阈值关联到一个即将在真实受试者（尤其是那些正被认知困扰折磨的mTBI患者）身上实施的干预信号时，它便陡然有了重量。

这个重量，是伦理的谨慎，是科学的严格，也是某种近乎呵护的责任感。

项目组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伦理与方法学交叉讨论。秦岚带来了研究院伦理委员会的简要指导原则，强调干预的“最小化”与“无害化”。林婕从工程角度指出，任何反馈信号本身都可能成为新的刺激，影响脑电等生理信号，需要在数据分析时仔细剥离。钟原则坚持，阈值必须基于充分的个体前置数据（至少任务前半程的稳定表现）计算，并建议加入“冷却期”——一次反馈触发后，至少隔开十秒或更长时间才能触发下一次，防止信号过载。

安可儿负责起草具体的实验协议。她反复推敲措辞，确保受试者完全理解：这是一个探索性研究，反馈信号是实验的一部分，目的是帮助研究者理解认知状态波动，并非治疗手段，且可能没有任何可感知的效果。她设计了详细的知情同意书，并准备了事后访谈的问题列表，重点询问受试者对反馈信号的觉察度、解读、以及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任务策略或情绪。

最终确定的反馈形式极其克制：当实时计算的“失稳风险指数”超过个人化阈值（基于前10分钟任务数据动态计算的80%分位数）时，屏幕边缘会呈现一道持续仅100毫秒、亮度比背景暗10%的灰色阴影，从右侧向左侧平滑扫过，如同微风掠过水面的一道极淡涟漪。视觉上几乎不易察觉，尤其在专注于中心任务的受试者眼中；听觉上则无任何声音。

“我们要的是潜意识层面的、轻微的‘扰动’或‘提醒’，而非明确的指令。”秦岚如此定义。

钟原和林婕完成了实时系统的最后联调。算法运行在一**立的高性能计算单元上，以50毫秒的间隔接收预处理后的多模态数据流，计算风险指数，并与动态更新的阈值比较。触发指令通过低延迟线路发送至主任务电脑，控制那道阴影的呈现。整个环路延迟被控制在150毫秒以内，基本与神经反应的尺度相匹配。

第一次带有实时反馈的正式实验，对象是一位新的健康受试者，心理学系一位自愿参与的研究生。安可儿作为主试，感到自己的心跳比平时更快。她不仅要监控实验流程和数据采集，更要密切关注受试者的实时反应，以及反馈系统是否按设计运行。

任务开始。受试者很快进入状态，“航道”操控平稳，“灯塔信号”应答准确。监控屏幕上，风险指数在0.2到0.5之间温和波动。十分钟基线期平稳度过，系统悄无声息地计算出了该受试者的首个动态阈值：0.58。

冲突期逐渐引入。风险指数的曲线开始出现更高的波峰。在一次主次任务严重叠加的冲突试次中，指数攀升至0.61。

屏幕边缘，那道淡灰色的阴影如约而至，轻柔地扫过。

受试者的眼球运动轨迹在那一瞬有极其微小的、朝向屏幕边缘的偏移，随即又迅速回到中心任务区。他的小船操控出现了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短暂的迟滞，但很快修正。随后的几个试次，他的风险指数值回落到了0.55以下。

“他注意到了。”安可儿在实验记录上写下，“反馈可能引发了一次下意识的注意力微转移，短暂干扰后或许促进了状态调整。”这只是猜测，需要事后访谈和更精细的数据分析验证。

实验后半程，反馈又触发了两次。受试者事后访谈表示：“我好像感觉到屏幕边上偶尔有什么东西‘滑’过去，很轻微，不太确定是不是眼花。没觉得它影响了我的操作，可能有一两次让我稍微‘回神’了一下。”

第一次尝试，似乎达到了“微弱觉察、无明显干扰”的设计目标。这给了团队一些信心。

接下来一周，他们又在几位健康受试者身上重复了实验。反馈的触发频率、受试者的主观觉察度和行为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明确报告了阴影的存在并认为它“有点帮助，像个小提醒”；有人则完全没注意到；也有人觉得它偶尔“分心”。行为数据上，大多数人在反馈触发后的短时间内，风险指数有下降趋势，但统计显著性还需更多样本验证。

真正的考验，是面对mTBI患者。

第一位参与反馈实验的mTBI患者，是之前表现出“脆断”模式的mTBI-B。他的阈值计算基于一段更长的、低冲突的基线任务，得出的阈值是0.52——显著低于健康人的平均水平，印证了他的认知状态在较低负荷下就接近不稳定边缘。

实验开始。mTBI-B在简单任务阶段表现尚可，风险指数在0.3-0.4之间。进入梯度冲突期后，指数开始更剧烈地跳动。第一次超过阈值（0.53）时，灰色阴影扫过。

安可儿紧盯着他的行为数据。在那道阴影出现后的下一个试次，他的反应时异常地加快了，但却是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他错误地判断了一个“灯塔信号”，同时小船也轻微偏离了航道。风险指数在短暂回落后，迅速攀升至一个更高的峰值（0.68），随后是一次明显的操作失误。

“反馈可能引发了他的焦虑或急于调整，导致冲动反应。”秦岚在观察室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