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六月，辽东的天气已经开始燥热起来。大凌河畔的工地上，尘土飞扬，上万军民在祖大寿和何可纲的督促下，抢修城墙。城墙的轮廓已经起来有七八尺高，但远远谈不上坚固，很多地段还是夯土为主，包砖的活计才刚开了个头。民夫们从河里取水，和着黄土一层层夯实，工匠们叮叮当当地凿着石头。营地周围，散放着许多从附近征集来的牛马大车，上面堆着木料和砖石。

祖大寿骑着马在工地上巡视，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他抬头看了看日头，又望了望东北方向空旷的原野，心里总有些不踏实。孙承宗催得紧，要他“务必于夏末秋初将城垣主体筑就”，可钱粮物料总像挤牙膏似的，来得不痛快。更让他不安的是，哨骑回报，东边和北边，蒙古一些部落近来活动频繁，小股的游骑似乎多了起来。

“何将军，”祖大寿对跟在身边的副将何可纲说，“加派夜不收，往东、北两个方向，放远些探。我总觉得……建奴那边太平静了，不对劲。”

何可纲是个面容严肃、作风扎实的老将，他点点头：“末将也觉着。督师将我等置于此地，犹如悬卵。城防未固，粮秣也只够两月之需，若虏骑大至……”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清楚。

祖大寿叹了口气，没接话。他能怎么办？孙承宗的将令，他敢不遵吗？现在宁远是孙承宗说了算，他祖大寿能倚仗的，只有手下这一万几千兵和眼前这堵半成品的墙了。

他们的预感很快成了真。

六月下旬，后金大军出动的确切消息，终于像瘟疫一样传到了大凌河工地。不是小股骚扰，是黄台吉亲自率领，八旗主力尽出，还有蒙古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的兵马，黑压压一片，号称十万，正渡过辽河，向着锦州、大凌河方向压来！

工地上的气氛瞬间凝固，接着炸了锅。民夫们惊慌失措，扔下工具就想跑。军官们厉声呵斥，鞭子抽得啪啪响，才勉强把人镇住。

“快！所有民壮，全部上墙！加快夯土！把木栅、拒马都给老子推到外面去！挖壕沟！快！”祖大寿声嘶力竭地吼着，此刻什么保存实力、什么怨气都顾不上了，保命要紧。何可纲已经带人将有限的火器、擂石滚木往城墙上搬运。

他们指望锦州方面的援军，至少能给些预警和支援。可锦州那边，新任的副总兵金国凤倒是派出了几队哨骑，很快就被后金优势的游骑给撵了回来。金国凤自己严守城池，按照孙承宗的方略，确保锦州不丢是第一位，对于出城野战救援大凌河，他显得很谨慎——或者说，他得到的命令可能本就是如此。

后金军来得极快。七月初，前锋精锐骑兵已经像一阵风似的刮到了大凌河堡外围。他们没有立刻发动进攻，而是像狼群围猎一样，绕着城堡疾驰，用弓箭清除掉明军布置在外围的少数哨探和游骑，将城堡周边二十里内的零星屯堡、庄子全部扫荡一空，掳走人口牲畜，焚毁房屋。

黄台吉的主力随后抵达。他没有急着下令攻城，而是骑着马，在一众贝勒大臣的簇拥下，仔细勘察了大凌河堡的地形和守备情况。看着那圈不算高的土墙，和墙上慌乱跑动的人影，黄台吉苍白的脸上露出冷笑。

“孙承宗想用这么个半成品，消耗我八旗勇士？”他对身边的弟弟莽古尔泰、阿济格等人说道，“传令，正蓝旗、镶蓝旗，在城堡东面扎营。正白旗、镶白旗，去北面。蒙古诸部兵马，分守西、南两翼。给朕把这座堡子，围死了！一只鸟也不准飞出去！”

“嗻！”

八旗兵马和蒙古仆从军立刻行动起来，他们行动迅捷，纪律严明，很快就在大凌河堡四周扎下了连绵的营盘。更让祖大寿和守军胆寒的是，后金军并未满足于简单的围困。大批辅兵和掳来的汉民被驱赶着，开始在明军堡垒和自家营盘之间，挖掘一道又深又宽的壕沟！这壕沟不是一道，而是纵横交错，一圈套一圈，像是要给大凌河堡套上致命的绞索。

“他们……他们这是要困死我们！”一个年轻的明军把总趴在墙头，看着远处蚂蚁般蠕动挖壕的后金辅兵，声音发颤。

祖大寿脸色铁青。他认出了这是后金（清）军后来常用的“掘壕筑墙，久围困敌”的战术。当年努尔哈赤打沈阳、辽阳，黄台吉打大凌河（历史上）、锦州、松山，这一招屡试不爽。深沟高垒，隔绝内外，让守军突围无望，援军难以接近，最终弹尽粮绝，不战自溃。

“不能让他们把壕沟挖成！”何可纲急道，“总镇，趁他们立足未稳，末将愿带精锐出城，冲杀一阵，毁其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