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杖靠在柱子上，杖头那只眼睛对着塔。阳光从树冠的缝隙漏下来，落在杖头上，那只眼睛像是被点亮了。我坐在棚子底下，看着它，看了很久。它不会说话，不会动，不会告诉我老祭司去了哪里。但它在那里，在等我。从老祭司走的那天起，它就站在那里，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没人管它，没人扶它。它是老祭司留给我的东西，也是老祭司留给这座塔的东西。他是第七任守塔人，我是第八任。他把木杖留给我，不是因为他用不着了，是因为他不想一个人站在那里。他要我陪他。陪他看塔，陪他等，陪他守着这只眼睛。

那道疤在右手上又开始痒了。“等”字写完了，停在最后一个笔画上，横折钩的钩。那一钩很浅，像刻字的人没有力气了。它在等什么？等“我”字？还是等别的什么？我低头看着那道疤。“死亡等”三个字，暗红色的，陷在皮肉里。少一个“我”字。上次在左手上，它写的是“死亡等我”。四个字，完完整整的。这次只写了三个，停在那里，像在问我——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那个“我”字刻上去了吗？

我站起来，走到洞口。洞口在塔的侧面，离地一人高。我蹲下来，往里看。洞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阳光照在洞口边缘的石头上，把那些划痕照得很清楚。我把手伸进去，探了一下，指尖触到洞壁上的碎石，凉的，粗糙的。没有风，没有呼吸声，没有铁链声。它在沉默。在等我。我缩回手，站起来，转身走回营地。那道疤不痒了，它在等。等我做决定。

在棚子底下坐了一整天。太阳从东边升到头顶，从头顶落到西边，影子从长变短，从短变长。我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就是坐着，看着塔的方向。它在那里。我看不到它，但我知道它在。它在看我，用那张我的脸，用那双我的眼睛，在黑暗里，在塔底，在等。等了八百年，不差这几天。

天快黑的时候，我站起来，拿起木杖，走到洞口。手电握在左手，木杖握在右手。我把手电打开，光柱钻进去，洞壁上的划痕在手电光里像一条一条干涸的河流。新的旧的叠在一起，有的很深，有的很浅，有的被青苔盖住了，有的刚刻上去不久，边缘还很锋利。最显眼的是一行字，刻在洞壁的左侧，靠近洞口的位置。不是中文，是古雅诺马米语。但我认得，因为我看过太多次了——瓷碗的碗底、祠堂的牌位、沈念的信、那份契约。那是“守塔人林深，永乐十九年立”的简写。沈鹤亭刻的。他进塔之前刻的，在洞口，在黑暗里，在手电光照不到的地方。他刻下这行字的时候，不知道八百年后会有人来看。但他知道一定会有人来。

下面还有一行字，笔画更新，刻痕边缘没有风化，没有长青苔，是最近才刻上去的。我凑近了看，是中文，简体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写的，又像手在抖的人写的。

“林深，1956年，到此。”

1956年的林深。他在这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在沈鹤亭的名字下面。一上一下，一老一新，隔了八百年的两个人，在这面洞壁上相遇了。他们是同一个人。沈鹤亭是林深，林深是沈鹤亭。名字不一样，脸不一样，身体不一样。但人是同一个。那道疤是同一个。他刻下这行字的时候，在想什么？在想自己能不能出来？在想自己会不会死在塔里？在想八百年后那个叫林深的人会不会看到这行字？

我把手电往洞里照了照，光柱穿过黑暗，照到洞壁的更深处。还有字。很多字。密密麻麻的，刻满了整面洞壁。我爬进去，跪在碎石上，膝盖硌得疼。把手电凑近了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古雅诺马米语、中文、小篆、楷书、繁体、简体。各种字体，各种年代，各种人的笔迹。有的刻得很深，像用刀凿的；有的刻得很浅，像用钉子划的；有的工工整整，像练过书法的人写的；有的歪歪扭扭，像小孩子或者老人写的。

“永乐十九年，沈鹤亭入塔。”

“宣德元年，沈鹤亭立此碑。”

“正统元年，沈鹤亭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