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寿夫被枪决的照片，登在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上。

路透社用的是行刑前的一帧，黑白分明：谷寿夫站在那堵灰墙前，双手反绑，身后十名行刑队员举枪站成一排，枪口斜指地面。

法新社发的是庭审照，居正坐在审判席上，法袍齐整，面前摊着厚厚卷宗。

美联社最绝，发了一张谷寿夫被押进刑场时的照片。

照片上他一只脚刚过门槛，身子微侧，脸被风吹得半明半暗。

这张照片后来被中国的报馆反复翻印，有的在上面加了标题："敌酋伏法"。

更多的，只在照片下方配一行小字：谷寿夫，日本第六师团师团长，今日在武汉枪决。

武汉三镇当天就抢疯了。

报馆门前的石头台阶上，人挤得像不要命。

报童的喊声从江汉关一路传到黄鹤楼。

有个码头上扛活的老人，花了钱买了一份，不认识字，叫旁边一个中学生念给他听。

学生念到"日军中将战犯谷寿夫伏法"时

老人点了一根烟，那个中学生看见老人的眼角是湿的。

后来这个画面被一个外国摄影记者拍了下来，发回欧洲，登在泰晤士报的内页里。标题是：《中国市民在码头哭泣》。

中国的报纸把这则消息登得到处都是。

重庆各报推迟了付印，把版面全让了出来。

长沙、桂林、贵阳、昆明、西安，所有的报馆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武汉电稿。

有条件的报纸出号外，没条件的就在自己的报纸上加上"特刊"二字。

学生把号外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贴了一层又一层。

有老师站在布告栏前，一字一句念给低年级学生听。

西安的学校门口，几个学生把谷寿夫的照片剪下来，贴在操场的墙上，用红笔在上面画了个大大的叉。

有中学生说，要写一篇作文，题目就叫："枪声响后"。

消息传到南京，已经是中午。

陆诚把报纸接过来，看了一眼。

这下子可真是争了一口气。

陆诚把报纸放下，说："好啊。终于，这头畜生伏法了。"

赵德明说："有几家外国通讯社还要转载，问我们有没有谷寿夫被俘之后拍摄的照片。"

陆诚说："这就不要给他们了，让武汉去管理舆情，政治上的事情，我们不插手。"

赵德明应下，又低声说："我的意见是这报纸我们要赶紧让其他地方，例如苏北、浙北的赶紧送过来，将报纸下发到一线部队去。"

陆诚说："好，德明，你这个主意不错，就这么办。"

他说完，把报纸折起来，压进公文堆里。

欧洲那边，对东方的这场公审和枪决，反应其实很平淡。

伦敦的几家上流俱乐部里，有人把这当作了早晨的谈资。

伦敦是出了名的雾都。清晨的雾还没有散去，贴着窗玻璃显得灰蒙蒙的。

俱乐部里壁炉烧得旺，铜质炉架被火光照得发亮。

几个穿了粗呢西装的绅士坐在真皮订制沙发里，让侍者把报纸拿来，翻到远东栏，瞅几眼，又丢下。

报纸落在地毯上，没有声音。

一个年轻的子爵把腿翘着，吐了个烟圈："中国人枪毙了一个日本将军。哈哈，两个羸弱的国家在玩行军游戏。"

旁边一个年纪大些的勋爵说："将军？东方的将军算什么。不过是两个落后国家互相撕咬。他们的装备和士兵，和我们的远征军不是一个世纪的东西。"

他把报纸往前推了推，像推掉一块用过的餐巾："看看那照片。那个什么师团长，穿着那样一件灰衣服，像从哪个货栈里拖出来的苦力。就这样的军队，也配叫军队？"

有人端着红茶附和："要是我们派两个旅到那里，用不了三个月，就能把这场战争收拾干净。"

子爵说："两个月。给足军饷和弹药，两个月。非洲的祖鲁人还知道排成方阵，你们看照片上那些东方人，挤得跟码头上的麻袋一样。"

有人笑了一声。

随即大家乐作一团。

"那为什么不去？"人群里有个声音问。

问话的是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端着杯子，问完才觉得不妥。

那勋爵放下杯子，正了正领带："这个嘛，你就不懂了。我们大英帝国，最讲人道。我们怎么能随意去介入他国的血战？这违背我们的原则。"

他说得很慢，像在给一个不懂事的学生上课："他们的战争，是他们的事。我们的文明，不应该被那样的地方玷污。"

这番话在众人听来十分得体。再没有人追问为什么不去。

只有那个年轻人低头喝了一口茶，没再说话。

英国人不去，是因为远东的利差还在。

只要长江的航运还能走，只要租界还在，他们乐得清闲。

至于中国人杀了日本人，还是日本人杀了中国人，在他们看来，都和非洲殖民地里的冲突没什么两样。

唯一不同的是，这些黄种人的仗打得太久，把贸易的航路搅得有些烦。

可那也只是一点小麻烦。

真正的大账，还轮不到他们操心。

"杀了一个师团长，这是高级官员吧，日本人会罢手吗？"一位太太问。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搭着一条薄毯，手里的咖啡已经凉了。

勋爵很有把握地说："当然不会。日本人会报复。他们会更疯狂。要我说，那个中国政府的日子会更难过。当然，这与我们无关。"

他说"与我们无关"时，手里的餐叉和餐刀正在切割一块可颂。

窗外，雾散了一点，泰晤士河上传来一声汽笛，拖得很长。

没有人抬头。

同一份报纸，在巴黎的沙龙里，只值一句评语。

一位常在印度支那做生意的先生，把照片举到灯下看了看，说："中国人到底还是把日本人惹恼了。日本人报复起来，下手不会轻的。对那边的生意，不是好事。"

旁边的人说："那也怪他们自己。打不过，还要打。、"

在柏林，晚报只用了两行字，排在远东新闻的末尾。

倒是几个军官在咖啡馆里议论了几句，说谷寿夫这样的老军人，落到枪毙的地步，也是日本陆军自己的耻辱。

不过像是陆诚的好友勃劳希契却为陆诚感到高兴。

在他看来自己的好友是个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而肆意发挥自己才能的优秀将领。

他为自己的好友而感到骄傲。

不仅是他，很多陆诚当年在德国的同窗都为陆诚感到自豪，他们惊讶于陆诚已经到了能指挥这样庞大战役的地位。

不过在大多数欧洲人眼里，远东的事情，永远只是谈资。

海那边的人死了多少，都不如海这边的一场赛马要紧。

日本方面，这可是捅破了天的事情。

消息传进日本时，曾有人试图把它捂在东京的报馆之外。

近卫文麿的首相秘书找了人，把东京的早报全拦下来。

可架不住上海、汉口的电头先上了外国通讯社。

海军省的一个年轻译电员收到法国的电稿后，整个人在原地坐了半天。

他把电稿抄了一份，压在文件夹下，又抄一份，送进了参谋总长的办公室。

参谋总长没说话，只把电稿又转给陆相。

陆相杉山元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上午。

快到午间例会的时候，副官进来通知杉山元，却看见陆相依然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脸色白得跟军礼服的衬衣一样。

报纸虽然拦了，消息却拦不住。

东京的街头，最先传开的是市井里的说法：第六师团在中国全灭了，师团长让人活捉，在武汉打死了。

起初没人信。

师团长，那是多大的官。

东京的妇人说，我们帝国的将军，怎么会被中国人抓住？

后来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传进来，说法就一个比一个难听。

银座的咖啡馆里，有人压低声音议论。

警察来查过几回，抓了几个"散布流言"的，才把声音压下去。

可压下去的声音，都憋在肚子里。

这几天，东京的米价又涨了一回。配给的队伍排得更长了。

主妇们挎着篮子站在冷风里，谁也不说话。

只有神社里的钟声，还像往常一样，一下一下地敲。

天蝗在这天下午召见了近卫。

在知道将要觐见之后，他就在官邸的书房里不断演练如何回答天蝗的质询。。

第一遍，他把责任都推到柳川和谷寿夫身上，说这两个人欺上瞒下，是败军的祸首。

写完之后他自己看了一遍，觉得不合适，像在御前推诿。

第二遍，他加了自责，说内阁督导不周，臣近卫有负圣恩。

第三遍，他把"南京指日可下"又写了上去，想了想，划掉，改成"主力已近城郊，不日当有捷报"。

改到最后，他把草稿全撕了，一个字也没留下。

他站在窗前，看着东京的太阳一点点偏向西方。

车从首相官邸出来，路旁站着穿制服的警员，车过处，路人停步。

云压得很低，街边的樱花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抖。

近卫坐在后座，一路没说话。

他的一只手一直按在公文包上，包里只有几页纸。

纸上写着南京战局的最新报备：谷寿夫被俘并被枪决，陆军一名中将遭处刑；华中方面军在南京外围的战斗仍在进行中，主力已近城郊。

他上次面见天蝗时，还信心十足地说"南京指日可下"。

现在，这句话还挂在嘴边，人却已经出了大岔子。

他必须在几句说辞之外，把所有不能明说的事，全压进肚子里。

车在二重桥前停下。

侍从武官迎上来，引着近卫往里走。

石子路扫得干净，脚步声一下一下，在宫墙之间传出去很远。

近卫走得不快，可手里的公文包越攥越紧。

觐见的地方在御文库东侧的一间小厅。

厅不大，铺着榻榻米，四壁是原木的颜色，熏香从里间一缕一缕地飘出来。

窗外的老松把影子投在障子上，风过时，影子晃，障子上的纸就轻轻地响。

近卫跪坐在下首。

他跪坐的时候背挺得很直，双手按在膝上，眼睛只看着自己身前两尺的地方。

时刻保持着礼仪姿态。

屏风横在御座前，天蝗的身影映在屏风后头，看不大清，只觉得那影子一动不动，像早就等在那里。

那影子越不动，近卫的心越往下沉。

天蝗的声音有些沙哑，从屏风后头传来的、："首相，朕一直听你奏报，说中国作战节节胜利。那为什么还有一名师团长被审判？还是陆军的中将。一名中将，被中国人绑在刑场上，用枪打死了。是朕听说的有错，还是你一直在戏耍朕？"

近卫额角冒汗。

他把身子伏低了一些，说："臣等有负圣恩。此次第六师团之覆没，全系柳川平助刚愎自用，谷寿夫擅离职守所致。此二人违背军令，率部冒进，终至大败。华中方面军其余各师团已进抵南京近郊，不日当有捷报。谷寿夫被枪毙一事，虽为陆军的耻辱，但于全局而言，仍属瑕不掩瑜。"

他说这话时没怎么抬头，每一句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一样。

说到"瑕不掩瑜"四个字时，他自己都觉得这是在侮辱陛下。

说到最后，他觉得自己后颈上的汗，已经顺着领子往下淌了。

天蝗沉默了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