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额与兵饷大体确定以后，额兵成为吃粮当差的职业军人，未当兵的闲散余丁，则是无差无饷的旗下平民。当兵食粮成为满族人的主要职业，经济上形成对统治者严重的依赖。

（二）旗人人身束缚的加强

清统治者给予旗人高出民人的待遇，意在利用他们作为统治全国各族人民的工具。基于这一政治需要，在“优养”旗人的同时，又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

入关初，清统治者重新改订八旗组织与职官的汉译名称：“牛录”改称“佐领”，其长官“牛录额真”亦改称“佐领”；“甲喇”改称“参领”，其长官“甲喇额真”亦改称“参领”；同时将固山（旗）的长官“固山额真”改称“都统”，其副职“美凌额真”改称“副都统”。“牛录”的本义为“大箭”，“甲喇”的本义为“节”，“美凌”的本义为“围肩”，“额真”则是“主人”的意思。清统治者通过改换这些名称，进一步清除了八旗组织中的部落制度痕迹。与此同时，对于各级职官的职守均加以明确规定。都统“掌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赞上理旗务”，综理一旗的军、政、经事务，以下各级官员分别管理所属。举凡军政、户籍、铨选、司法、婚丧、稽察不轨，各有所司，八旗组织的管理体制因此更加正规和严格。

佐领是八旗的基层组织，每佐领一般辖数十户，每户约计数口以至数十口人丁。其长官职掌人口、田宅、婚丧、兵籍诸事宜，对本佐领人户拥有很大的权限，“凡位居公侯并俯就之，犹县令之辖乡绅也”①，至于普通旗人，更不在话下了。同一佐领人丁，均编入丁册，对于壮丁的三代以及出身成分，或正户（又称正身，即自由民）、或开户（奴仆获准出户并在旗下独自立户者）、或户下（奴仆），一一详晰注明，并严格禁止出身卑贱者混入正户旗人阶层，以利分化和控驭。

满洲八旗编设之初，各部部长、族长率领属部入旗以后，即出任各级官职，对旧属仍保留着相当权威。当时“牛录”、“甲喇”、“固山”的长官之所以各以“额真”（主人）相称，盖缘于此。这种传统权力往往因同旗人世世代代居住同一佐领而得以绵延存续。入关后，清统治者利用这种传统关系，并结合汉族社会的封建宗法制度，在佐领内建立起族长制度。族长最初由族众推举产生，选出后由佐领验放，入选族长的多为休致（退休）的官员或者德高望重的长老。族长的多寡，视佐领内宗族的数目而定，由于佐领是多族姓的聚居，故族长常在三四人左右。遇到涉及本族的公私事务，族长与佐领一同策划，并有权教导族人，可见族长虽非爵秩，其权威也颇令人敬畏。

1725年（雍正三年）重定：族长一缺，由都统、副都统从各族中拥有男爵、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等世职的贵族，或举人、生员、领催等人中选取；每三年由都统对族长考察一次，对教导族人有成绩者，予以奖励。族长人选与考核的制度化，使这一职务从旧贵族控制族人的工具日愈变为封建统治阶级铃束满族人民的手段。

为了加强对各地驻防旗人的管理，又建立旗人保甲制度。清初沿袭明制，在地方州县以下建立保甲组织，10户为甲立1甲长，10甲为保立1保长，为封建政府负起直接管理和监视人民的职责。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清朝又在畿辅屯居旗人中试行保甲法，将各庄屯旗丁与当地民户共编保甲，令旗人屯拨什库（屯领催）与保、甲、乡长共同稽查不轨。

1729年（雍正七年），世宗谕令近畿旗庄依仿汉民保甲之制，设立屯目、乡长。屯目、乡长的设立，意味着旗籍保甲长的产生，是旗人保甲组织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①关于屯目的职掌，《户部则例》有如下的明文规定：“屯居旗人，责成理事同知及该州县择老成者放为屯目，不拘旗分，令其管束，其乡村窵远畸零旗户，即交附近屯目管辖，仍册报八旗存案。凡旗人有来及往他处经营者，报明屯目给限，若无故逗留或潜往他处，报官严拿惩治。”从屯目的职掌不难看出，清统治者编设旗人保甲的目的就是对屯居旗人的行止进行更严密的监督与控制。乾隆年间，在东北、口外以及部分驻防八旗居住地，先后设立了旗人保甲组织。1813年（嘉庆十八年）北京发生了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直捣皇宫，有一些旗人曾参与这次起义，表明满族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促使清统治者扩大了编查旗人保甲的范围，除少数王公大员及披甲兵丁外，上起宗室觉罗，下至旗人家丁，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的各个阶层几乎都被编入当地的保甲组织。②

清统治者还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入关初规定：八旗人丁不得擅离本佐领居住，违者以逃旗论，人口财产入官，本人治罪。不久，繁文缛节愈增愈多，规定在京旗人不准擅自离城20公里，各省驻防旗人不准擅自离城10公里，违者交刑部治罪；旗人因事出境，须到本旗衙门告假领票，票内注明本人年貌，呈报所去地方旗衙知晓，回旗时，再由该地旗衙告知本旗；并出具印文交本人带回销假，如果中途他往，或久住外地不归，也要以逃旗论。旗人经商贸易，学习技艺、与民人交产、通婚或抱养民人之子，都在反复申禁之例。这些限制，成为旗人正常生活的桎梏。八旗人丁战时奉命出征，平时以时操练，春秋两季还要进行长时间的集中训练，只有以当兵作为唯一的职业。

驻防旗人分散在全国各地，除东北外，大部分驻防地处在汉族社会包围之中，清统治者采取了几项特别措施：

不许在外地世居置产。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定，关内驻防旗人，如果有老病、解退、亡故，家眷俱令还京，子弟和家人内有披甲当兵的，也必须革退还京。同时规定，驻防旗人不准在当地置产。从此，驻防旗人亡故后，一律用棺收敛或火化后送京归旗，家中妻子兄弟一同回京。统治者担心旗人世居外地，形同土著，养成安土重迁的心态，以至与汉民融合，而丧失勇武骠悍的雄风，所以才有如此违悖常理的规定。这项给旗人造成诸多不便的陋规一直沿用到乾隆年间。

建筑满城。清朝入关后实行“满汉分居”制，除将在京旗人尽徙内城，汉民尽迁外城外，在各驻防地陆续修筑满城，由旗兵携眷聚居其中，与当地汉民隔离分治。满城与一般兵营、堡塞的区别在于：它是当地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城内包括军事设施、官衙、居住区、学堂、庙宇，布局亦如京师，按八旗分左右翼依序排列。西安满城在西安城东北角，以后逐渐扩充，占全城的二分之一，内有大街7条，小巷94条。成都满城官街8条，兵街42条，每街居数十户，每户占地一二亩，称“甲地”，住房各3间，周回围墙。利用这种形式，将驻防旗人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天地中。

在清统治者的重重限制下，无论是在京旗人，还是关内的大部分地区的驻防旗人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又不能经商逐利，不得不脱离生产和流通领域，转以俸饷和统治者的赏赐为主要经济来源。清统治者在“优养”旗人的同时，又剥夺他们自谋生计的权利，这对满族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

（三）上三旗与下五旗

清太祖努尔哈齐晚年，曾沿用过去时代的遗制，将八固山（八旗）作为家族的私产，在亲近子侄中分配。领旗的旗主（和硕贝勒）享有在经济、政治上均等的特权。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以后，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八旗增设管旗大臣，由大臣牵制八旗诸王，又陆续削夺阿敏、莽古尔泰两大旗主，直接统辖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但其余各旗仍分别由和硕亲王执掌。1644年（顺治元年），世祖福临冲龄即位，叔父多尔衮以旗主身份摄政，实际秉执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他与阿济格、多铎是同母所生的兄弟，原领有实力雄厚的两白旗，1648年，多尔衮加豪格（皇太极长子）以“徇隐部将冒功”的莫须有罪名，将其瘐死狱中，乘机将隶属皇太极一家的正蓝旗夺为已有。多尔衮兄弟实领两白一蓝三旗，威权自专，形成对皇权的巨大压力。1650年（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死，世狙亲政，时年14岁，倚恃堂叔济尔哈朗，对多尔衮一系展开反击。1651年（顺治八年），迫令多尔衮亲兄阿济格自缢（此前，多铎已病死），追论多尔衮悖逆之罪，下诏迫削封爵，又兴起大狱，处死多尔衮一系亲近贵族重臣数十人。世祖通过这些努力，沉重打击宗室强藩，巩固了皇权。世祖在原先领有两黄旗的基础上，把原先隶属多尔衮的正白旗划归己有，成为新上三旗（原正蓝旗换出）。从此，正式形成上三旗与下五旗的体制。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归皇帝自领，地位高贵，人多势众，构成八旗的核心；下五旗成为诸王、贝勒、贝子等宗室贵族的分封之地。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治，是八旗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明显标志。

1662年（康熙元年），圣祖玄烨即位以后，陆续分封诸兄弟子侄为下五旗王公，与原有本旗王公共同管辖每一旗人丁，于是一旗有王公数人，不再存在一个旗主专擅一旗的局面。1679年（康熙十八年）确定王公府属官员名额，并规定王公府属佐领下人在各王公门上行走，至于各王公名义上领有的旗分佐领（下五旗佐领）则归各旗都统管理。都统“掌宣布教养、整诸戎兵，以治旗人”①。直接承受皇帝令旨，各旗王公从此无权干预旗务。

上三旗下五旗制度，造成了正身旗人社会地位事实上的差别。上三旗守卫皇城，挑取侍卫，皇帝外出时担任扈从，是皇帝最依重的亲军。下五旗除守卫京城外，被大批派往各地驻防戍卫。圣祖冲龄即位时，以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为四辅政大臣，均出身上三旗，说明上三旗人在参预政治方面也享有优势。

为了破除上三旗下五旗人的轸域隔阂，鼓励下五旗人为皇帝建功立业，特别建立了“抬旗”制度。“抬”意即由下往上升。由“满洲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谓之抬旗”②。其本支子孙准一同抬旗，同胞兄弟仍隶原旗。皇太后、太后母家在下五旗的均准予抬旗。以后，抬旗方式多样化，上三旗的汉军可以抬人同一旗分的满洲旗。圣祖生母孝康皇后一家，佟佳氏，原隶镶黄旗汉军，后抬入镶黄旗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另外，包衣旗人可以拔出内务府抬入满洲旗。不同形式的“抬旗”，成为清代满、蒙、汉军旗人间、上三旗人与下五旗人中、正身旗人与非正身旗人间成分流通的一种特殊途径。

（四）内务府包衣三旗

上三旗下五旗分治后，各旗所有的包衣（满语“booi”，意即“家的”，指某人的私属）随之析为两个系统：上三旗包衣称“内务府属”或内府旗人，为皇家私属，编为内务府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内三旗）；下五旗包衣称“王公府属”，为各王公的私属，编为府属佐领、管领。

内三旗与八旗（外八旗）是两个独立的组织体系。有别于八旗佐领（又称旗分佐领）统属于各旗都统，内三旗初隶领侍卫内大臣，1674年（康熙十三年）改归内务府，从此终清之世不改。

内三旗的构成与八旗也有所不同，内参领下设有内府佐领、旗鼓佐领、内管领。内府佐领，即皇家所有的满洲佐领，成分为满洲平民；旗鼓佐领即皇帝所有的汉人佐领。宗室奕赓《寄楮备谈》中说得明白：“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五三中，又把“旗鼓佐领”，直接写为“（内务府）汉军佐领”。旗鼓佐领均由关外入旗的辽沈旧汉人编成。内管领（满语为“珲托和”，意即“半个佐领”），又称“辛者库牛录”，意思是“内管领下食口粮人”。编入内管领的最初是满、蒙、汉族奴仆，以后内部成分渐有分化。《寄楮备谈》说：“辛者库，乃半个佐领下食口粮人也，起初原系家奴，向例不许为官，内府俱贱视之。”在内三旗中地位最低下。

内府三旗初设满洲佐领9，旗鼓佐领12，高丽（朝鲜）佐领1，以及内管领20。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增至满洲佐领15，旗鼓佐领18，朝鲜佐领2，管领30。①

内三旗包衣人，除担任内廷供奉亲近差使，专供驱使外，有按丁披甲的义务。其中，满洲、朝鲜佐领，披甲人各89名（或90名）；旗鼓佐领，披甲人各59名：管领，披甲人各89名。②兵种为前锋、护军、骁骑，均分别编营。乾隆年间，内三旗护军营额兵1065人，前锋营额兵1114人，骁骑营额兵5250人。③均布列皇城内，各按旗分，星罗棋布，拱卫皇宫，是直接役属皇室的亲兵。

内府旗人的身份地位较低，但由于他们是皇帝的奴仆和私属，一旦为其宠信也可能外任肥差、执掌重权，成为诗礼簪缨的世家望族。内府旗人允许入学、考试、为官，旗鼓佐领下人在内务府仕进与满洲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抬旗或改旗。

1632后（顺治九年）议准：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官员，有军功劳绩，奉特旨令其开出内府佐领、内管领者，各归上三旗旗下佐领。顺治年间卓灵阿因父罪编入包衣籍，以后世祖认为定罪过重，又将他开出包衣；王辅臣初为八王阿济格儿子的“虾”（侍卫），八王得罪死，王辅臣被没入“辛者库”为奴。世祖闻其勇冠三军，特旨拔出辛者库，授御前侍卫。在人数众多的内府旗人中，能膺此殊荣的，只是凤毛麟角。

内务府三旗的形成，是满族皇帝独掌三旗，并在八旗中确立起经济、军事、政治绝对优势的产物，同时，又保留着满族早期奴隶制的明显残余。内三旗与八旗并行不悖的存在，构成清代满族社会组织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