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南京守备衙门里挂闲职的诚意伯刘孔昭（刘伯温后代）、魏国公徐弘基（徐达后代）家里的旁支子弟，还有在南京锦衣卫领着虚衔的抚宁侯朱国弼（朱元璋后代，与皇室关系极远）家的子侄，都被一纸调令，打发到了宁远。这些人养尊处优惯了，哪里真能打仗？孙承宗也不指望他们打仗，就给他们安些行军司马、监军赞画之类的清贵闲职，好吃好喝供着，用他们的名头压阵，顺便分一分辽西本地将领的权。这些人背后的家族在江南树大根深，把他们子弟弄到前线，某种程度上也是让江南那些大佬“心系辽东”，别光顾着自家一亩三分地。

这么一番大刀阔斧的人事安排下来，祖大寿在宁远的影响力被急速削弱。如今宁远城里，孙承宗说话才算数，麾下将领各有所长，也算得上人才济济。

人事捋顺了，粮草也有了新指望，孙承宗开始实施他筹划已久的真正战略。他重新启动了历史上那个争议巨大的工程——重修大凌河堡。

大凌河堡位于锦州东北四十里，大凌河与小凌河交汇处，地势险要。它就像是锦州伸出去的一只拳头，也是拱卫锦州的前哨堡垒。天启年间，孙承宗第一次督师辽东时就曾修筑，后来辽东局势败坏，明军收缩，大凌河堡被主动拆毁，以免资敌。如今重修，战略意义很明显，就是要将防线前推，挤压后金的活动空间，同时与锦州、右屯等地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

孙承宗把督修大凌河堡的重任，全权交给了祖大寿，以及祖大寿的铁杆副手何可纲。理由很充分：祖大寿是锦州守将，熟悉当地情势；何可纲沉稳干练，善于筑城。皇帝和兵部的批文里，还对此寄予厚望，拨付了钱粮物资。

然而，只有孙承宗和极少数核心幕僚知道，重修大凌河堡，固然有它的战略价值，但在当前这个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诱饵”，或者说是一次“试探”。黄台吉不是瞎子，明军在大凌河筑城，他绝不会坐视不理。孙承宗想看看，黄台吉会作何反应，会投入多大力量。他甚至暗自希望黄台吉能来攻，将后金主力吸引到坚城之下，消耗其兵力锐气。

他给祖大寿和何可纲的命令是：抓紧时间，不惜人力物力，务必在大凌河旧堡基础上，筑起一座更坚固的新城！朝廷的物资，会全力保障！

送往大凌河工地的物资确实源源不断，车马络绎于途。但细心人会发现，运去的多是传统的米麦豆料，以及筑城所需的砖石木料、工具兵器。至于宁远城里将领们最近当宝贝一样啃的那些圆滚滚、黄澄澄的新奇粮食——土豆、红薯、玉米，孙承宗一粒也没往大凌河送。他给祖大寿的粮秣，足够支撑筑城军民和守军一段时间，但绝不会多得让人想起“广积粮”。

而在祖大寿的身后，孙承宗真正的主力丝毫没有松懈。他任命在之前的守城战中表现出色、以勇悍沉稳著称的副总兵金国凤（注：历史上此人于崇祯年间在松山、杏山等地屡抗清军，最终殉国）进驻锦州，名义上受祖大寿节制，实则肩负着监视和必要时接管锦州防务的重任。孙承宗自己则坐镇宁远，督促加固锦州、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每一段城墙，挖掘壕沟，储备粮草（主要是新收的土豆红薯），操练士卒。他真正的防线，是锦州-宁远-山海关这条链子，大凌河，只是这条链子最前端，可能被牺牲掉的一环。

辽西走廊的夏天，空气中弥漫着泥土、汗水和隐隐的火药味。大凌河畔，尘土飞扬，数万军民在祖大寿、何可纲的督促下，日夜赶工，城墙的轮廓一天天清晰。更北方的沈阳，后金国主黄台吉的案头，关于明军重筑大凌河的详细情报也越堆越高。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场决定关外格局的暴风雨，正在海天之际积聚着沉重的云层。